于慎行

于慎行与泰山
于慎行（1545——1607），字可远，又字无垢，号谷山（一作谷峰），明代后期山东东阿县（今平阴县东阿镇）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万历朝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卒谥“文定”。著作有《谷城山馆诗、文集》、《谷山笔尘》、《读史漫录》、《兖州府志》等。他“学有原委，贯穿百家”（《明史》本传），“博通端雅，表仪词垣”（《列朝诗集小传•冯尚书琦》），为明末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藏书家。他的家乡东阿县城，处在泰山西支余脉谷城山、少岱山、虎窟山、鱼山、大槛山、云翠山的环围之中，东距泰山主体山脉仅约二百华里。因此，他曾多次自豪地表明自己是岱畎人。终其一生，凡七次登岱，并留下了大量的咏写泰山的诗文，与泰山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探讨其与泰山的关系，不仅是于慎行研究中的一大节目，而且是泰山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为此，笔者愿意就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这一课题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以期就正于方家学者。
一、于氏一生七次登岱考述
　　纵观于慎行一生，一直把登泰山作为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与兴趣。他六十三年的生涯中，凡七次登岱。最早的一次为二十二岁，时尚未中进士；最后一次 在六十二岁，为去世的前一年。时间跨度长达四十载之久。象他这样一生七次登岱的，在古代士大夫与文人中尚属罕见。兹据明末邢侗、阮自华合著之《东阿于文定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等史料，按时间先后顺序胪列、考述如下，并分别附以诗文系年。
　　第一次：时间为嘉靖四十五年（1566）九月，是年慎行二十二岁。这次登泰山，是跟从山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衡（字士南，又字惟平。生1512——卒1584）去的。《年谱•（嘉靖）四十五年丙寅》说：“九月，朱公胪岱，从。”“胪”有二义，一为旅游，一为祭奠。是时朱衡兼工部尚书，总理河漕，此行或为治水事而赴泰山祭祷。于氏与朱衡的关系十分密切。早在七年前（1559），朱衡在山东布政使任上时，就慧眼识才，看中了年仅十五岁的于慎行，乃与山东提学使吴维岳商定，使于氏与其子朱维京（字可大。约生1548——卒1595）为学友，馆于朱氏私邸。对于自己赏识的这位年青举人（慎行于1561年举于乡），胪岱时自然要带他去。惟是《年谱》对此事记载较简略，这次登岱的具体情况（如游踪、诗文创作）不得而知。大抵从朱公而游，在行踪上不便自择。但此行为于氏首次登岱，对初步认识泰山以及以后的登岱、创作，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第二次：时间为隆庆六年（1572）三月，时慎行二十八岁。这时于氏已高中巍科，供职京师。于上一年（1571），他告病里居，故得于次年有暇登岱。此次同游者，为济南于子冲（一作子充，名达真。生1545——卒1592）。于子冲亦为慎行少年时的学友，曾同与肄业于朱邸。此时他尚为“贫诸生”，但很热情地做了此行的东道主，陪同于慎行登泰山。游踪亦不详。此行有无诗歌创作，亦不可知。但于氏至迟在四年前就已从事诗歌创作。据《年谱•（隆庆）二年戊辰》载：“及试之年，新进士能诗者皆以行卷呈当道。殷公（按指礼部尚书殷士儋）介然谓先生独无献座主。谏院新城王公之垣趣先生，先生录近体数章往，及门却返……”知此，则此行或有所作。于氏《谷城山馆诗集》卷二收有两首以泰山为题材的诗（《感怀十二首》之四、《古意十二首》之七），尚不能明确系年。揣摩其内容与风格，当作于早期，或即此行所作。
　　第三次：时间是万历九年（1581）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是年慎行三十七岁。时于氏因与内阁首辅张居正不谐，于两年前（1579）告假里居。此次同游者为江西庐陵府万安县人朱维京（可大）。朱可大于四年前（1577）与于子冲同中进士，官大理评事，进右寺副；又于今年京察中被贬为汝州同知，以六月十五日至东阿访问于氏，于氏乃邀朱同游泰山。《年谱》记此次行踪较具体：“甲寅，登岳椒，醮于元君之祠，饮日观峰。”“乙卯，观日出。下，饮于石经之峪；”除游览了这几处地方外，据于氏作于此次的《登泰山记》，还知他们游历了以下名胜古迹：岳祠（岱庙）、瑞仙岩（回马岭）、黄岘岭、御帐坪、五大夫松、大小龙口、玉皇宫、汉武封坛、舍身台、岩岩亭、王母池、百丈峰，等等。此行的诗文创作，是于氏七次游岱中最多的一次，计文一篇：《登泰山记》（见嘉庆《泰山志》卷五《山脉总论》）；诗四题十一首：《日观峰歌》（见《诗集》卷五）、《曝经石》（见《诗集》卷三）、《同朱可大廷平登岱八首》（见《诗集》卷十二）、《游灵岩绝项却望泰山玉皇观》（见《诗集》卷十二）。
　　第四次：时间是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初十至十二日，是年慎行四十八岁。在前此一两年，于慎行在礼部尚书任上，为争国本（立太子）事累上十余疏，颇让万历皇帝朱翊钧不悦。 因此慎行乞休回籍，于去岁十月抵里，家居十七年。这是他通籍后第三次告归家居。于氏这番归来，是真的要隐居林下，以耕读田园、优游山水、潜心著述为事了。这以他在自京归家途中所作的诗句为证：“向来多远梦，从此闭重关。不似终南路，依栖慕世间。”（《铜城望见云翠诸山》，见《诗集》卷八）《年谱》亦云：“先生家食十有七年，……惟与亲友平生置觞荤五七品，园池之外，纵游山水；荷蓑笠，行钓于城南。”这次以及以后的三次登岱活动，都是在这一段家居期间进行的。这次游岱，开始是他一人登览。后在游天门禅堂（即红门宫）时，通到了官监察御史的聊城诗人傅光宅（字伯俊，号金沙），晤后亦遂即分手。下山至灵岩后，济南于子冲、平阴王兴甫（名诗，于氏少年学友。生？——卒1595）赶来伴游。据《年谱•（万历）二十年壬辰》，此次游踪如下：“庚午，朝于岱庙。”“谒元君子巅，献袍服。”“壬申，醮，遂下，宿于三阳观。”至迟在这次游岱时，于氏结识了三阳观道士昝云山（复明）。在昝的陪同下，于氏遍游了三阳观，并将三阳观改为现名（原名三阳庵），还把三阳观东南悬崖上的亭子命名并题为“木末亭”。最后，应三阳观道士之请，为作碑记文《三阳观记》，刊于石，王应星书丹（今存）。后来，于氏乡试同年、泰安人萧大亨（字夏卿，号岳峰。生1532——卒1612）在作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三阳观新建门阁记》中记此事说：“发复明又断崖斩石……，视前益加胜概。□工告成，元老于谷翁有文记之。”清中叶泰安人聂鈫（字剑光）在《泰山道里记》中亦曰：“……三阳观，旧名三阳庵。……”万历间大兴缔造，有大学士、东阿于慎行碑记。东南为木末亭，慎行之所名也。”这次登岱的创作，除上述《三阳观记》文以外，还得诗七题十首：《泰山道中》、《上隔马岭旧寺》、《泰山天门禅堂逢傅柱史金沙赠别》、《泰山绝顶对酒》、《下泰山游三阳观》、《饮三阳观绝顶对月》、《游仙词四首赠三阳观昝云山道士》（俱见《谷城山馆诗集》卷九）。
　　第五次：时间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初一至初三日。这一年，于慎行五十岁。同行者为友人朱可大。这次朱氏来访，大约是送其子赴顺天乡试路过此地。这时朱可大已被贬为民，在乡闲居；盖因于去年（1593）上疏反驳万历皇帝的三王并封诏，辞锋甚厉，至有“徒戏言也，何以示天下？”“是欲愚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之类的语句，惹得朱翊钧“震怒”，命谪戍极边。大学士王锡爵力救，得贬为民（《明史》本传）。可见，朱氏也是个正直敢言，而又仕途蹭蹬的人。这次登山整整一年后（1595秋天）他即于壮盛之年卒于家。此行的游踪，《年谱》记曰：“八月丙午，升于岳，望礼于天门，宿于三阳之观。”“丁未，醮，遂下。州大夫享于治。”“戊申，游于竹林寺、白龙之池。”另据他作于这次的《观泰山百丈崖瀑布》诗，还知他游过百丈崖。此番游览的创作情况如下：归来后，于本年十月十六日作《岱畎图经记》一篇（见嘉庆《泰山志》卷五《山脉总论》），分别叙述泰山主体山脉及诸支脉山水的分布概况，并对自己的游况及志趣有所表白。另有诗六题六首：《泰山客馆送朱可大登岳》、《重游三阳观宿》、《三阳观木末亭晚眺因迟可大未至》、《同诸君饮竹林寺树下》、《观泰山百丈崖瀑布》、《望仙影岩》（俱见《诗集》卷九）。
　　第六次：时间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九月初五至十。这年于慎行五十五岁。先是在七月，暂告家居的吏部侍郎、临朐人冯琦（字用韫，号琢吾。生1559——卒1604）遣人送信与于氏“约岱之会”，时间定在中秋节前夕。但冯因“陨珠”（丧子或丧女）之痛，未能按期赴约，于氏作诗二首怀望遣闷。后冯琦奉召进京，来信约于重阳节在泰山晤别，于氏即于九月初三出发，初四至泰安州。冯尚未至，于慎行先游了岱庙和三阳观。初七，冯琦至泰安，于氏去看望了他（二人已有八年未见）。同来者还有蒙阴诗人公鼐（字孝与。后中1601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第二天初八，于氏与冯琦、公鼐登日观峰，饮于山巅，宿于岳馆。初九下山，冯琦请饮于经石峪，公鼐请饮于禅房。初十，与冯、公二人登三阳观游览。十一日抵灵岩，十二日登方山，遂分手（以上据《年谱》）。冯琦在次年（1600）为于慎行《谷山笔尘》作《题辞》时，追忆了这次同游：“客岁，余赴召，约先生晤别于岱。夜语良洽，因手《笔尘》稿以示余。余受而北征……。”冯琦于于氏为年家子，二人友谊甚笃。此次分手于岱宗，竟成永诀。于氏这次游岱的创作，共有诗四题五首，都与冯氏有关：《冯用韫宗伯订约西游登岱，过期未至，怀望遣闷二首》（见《诗集》卷十）、《泰山对酒赠冯琢吾少宰》（见《诗集》卷三）、《同冯用韫少宰登岱，因送北上》（见《诗集》卷十四）、《九日登三阳观，与冯用韫学士、公孝与文学言别》（见《诗集》卷十四）。另尚有一首《灵岩送别琢吾》（见《诗集》卷三）。
　　第七次：这是于氏一生中最后一次登岱，时间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即去世的前一年。时年于氏六十二岁。这次赴岱，名誉上是为了“诣岱谢”（即酬谢神祇），盖因腊、正之交，于氏大病一场，几绝，其夫人秦氏曾率内外遥祈于泰山神。于氏于九月十八日出发。十九日抵泰安，其门人、泰安州知州江湛然迎于七里铺。第二天九月二十，乃祭醮于岱庙，江湛然及其僚属陪祀。二十一日，醮于岱庙后宫，宿于此。二十二日，游黄花洞，饮于经石峪。萧大亨之长子、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萧和中宴于禅堂；及暮下山，又宴于岱庙。二十三日，江湛然饯别于社首。暮宿湾邸，作书与江氏，嘱以岱事。盖慎行此番登山，见到两件不快的事，一为头几年泰山连年大水，五大夫松被冲毁，其景象使他“愀然不乐”；一为游经石峪时，见到这里的树木曾被严重地樵砍。他对此二事十分忧虑，特作书与江氏，嘱他修复与严禁（以上据《年谱》）。此行有无诗作，不得而知，因为于氏《谷城山馆诗集》二十卷校定、付刻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春，未收是年以后诗。
二、于氏与泰山的其他关系及其遗迹
　　所谓于氏与泰山关系密切，除他一生七次亲自登临以外，同时还表现在他与泰山的其他关系上。兹大体按年代先后，分为十一条掇述如下。
　　（一）万历十年（1582）夏四月，内阁首辅张居正病危，天下皆为建醮祈祷，山东省郡亦为祷于泰山，而独于氏不往。《明史•张居正传》说：“亡何，居正病。……四阅月不愈，百官并斋醮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亡不建醮。”于慎行在《谷山笔尘》卷四《相鉴》中亦云：“江陵卧病，举朝士夫建醮祈祷……。”《年谱》则云：“江陵疾剧，天下台司人士皆送候，藩、臬、守令皆为大祷于泰山，先生独不遣。”他不仅不去，而且还劝说东阿县令朱应毂不往：“令朱既受檄，问，先生晓以大义，令乃止。”（《年谱》）我们知道，于氏现正家居，且又那样喜赴泰山，但为何偏偏不往呢？当然，张、于不谐，这次家居正是因与张居正构隙才导致的。然而这不是根本性的原因，于氏不那么“小器”。根本性的原因，盖与他向朱知县晓喻的“大义”有关。关于这一番大道理，于氏《谷山笔尘》卷四《相鉴》中有约略的记载，我们可以窥见端倪：“诚以趋事权要之心事其君上，必为忠臣；事其父母，必为孝子。而甘心于此，人奴厕养不足为污矣！”他还斥责那些争先恐后为张氏建醮祈祷的人，说他们是“小人谄态，无所不至”，是“佞人”。可见，只要不合“大义”，于氏便决不为之。其性情、操守，于此事亦可见一斑。
　　（二）万历十一年（1583）秋七月，于慎行在北京患病甚重，“一夕梦太山元君赉一彩毫，曰：‘此历下殷公笔也。’病良已”（《年谱》）。于氏的病是否因为泰山碧霞元君送给了他一支殷士儋的彩笔才得以好转的，不足深究；关键在于，我们由此可以窥见于氏对泰山及与泰山有关的事物已达到了寤寐思之、铭心镂骨的程度，可以想见泰山在他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三）万历十五年（1587）正月上浣，为《岱史》作序。《岱史》十八卷，为查志隆所编，成书于万历十四年（1586）刊刻于次年。在付梓之际，于氏为作此序。此序约一千二百字，其价值在于从学术的角度向世人介绍与肯定了《岱史》。首先，作者介绍了修志缘起与两位发起、纂修者，其次，逐一阐释了《岱史》的十七个目类，对后来泰山志书的编纂不无借鉴作用；最后，肯定了《岱史》修成问世的价值与意义：“总之十有七卷，旁该寥廓，苞举珍瑰，缤纷浩侈，洞心滋目，闳哉博矣！”“岱得……尊于史。”“此亦金简玉策之藏，而县宇之巨观矣。”“幸岳之有以尊也。”于慎行此序对《岱史》一书的传播与影响，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初一，为三阳观书诗碑一通，共四诗，落款为：“万历壬辰四月朔日，石闾主人于慎行书。”时于氏登岱归家才十余天。所书四诗，即此行所作的《泰山绝顶对酒》、《泰山天门禅堂逢傅柱史金沙赠别》、《下泰山游三阳观》、《饮三阳观绝顶对月》；皆为五律，后俱收于《诗集》卷九。此诗碑原立于三阳观内，前些年为泰山文管门移入普照寺库房，现保存完好。
　　（五）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初一，又为三阳观书诗碑一通。落款为“万历癸巳六月朔日”，“谷城山下居士于慎行书于望岳楼”。时于氏家居。此碑凡书诗两篇，实为作于去年的《游仙词四首赠三阳观昝云山道士》之后二首。但文字与《诗集》（卷九）有异处，盖因后来收入诗集时，于氏又作了修改与润色。例如《诗集》此题第三首第四句作“栾巴噀酒回”，而诗碑则原作“安期采药回”；余不一一列举。此诗碑原亦立于三阳观内，头些年与前一诗碑同移入库房保存，今亦完好。
　　（六）万历二十三年（1595），三阳观新建山门门阁成，于氏为题额。此石“文革”中被打碎，字迹已残；但仍可辩识出如下三字及款识：“三阳观”（正楷大字）“□（万）历乙未”’“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于慎行题”（小楷）。其年于氏里居，并未到过泰山，此石盖题于家者。（按：萧大亨亦于是年为三阳观新建山门题额并撰文，可证。）
　　（七）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慎行疾愈，子于纬（字长文，号小谷。生1577——卒1525以后。万历举人，后以荫官中书舍人、雷州知州）往醮于岱（据《年谱》）。于氏于去年十一月病，凡数月起，其间家人可能曾为之祈祷于泰山神祇。
　　（八）曾有夙愿为泰山编一部史志。他这一心愿，曾明确表白在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正月的《岱史序》：“行不佞，家于岱畎，盖尝有意斯举而力不能及。”所谓“力不能及”，一是当时政务繁忙，没有余力；一是身体病弱，体力不济。另外还有自谦才能不够之意。实则，于氏具有卓越的史学才能与天赋。早在十一岁时，其生母刘氏去世，他私属《先慈言行录》成，被识者目为“童史”（见《年谱》）。通籍后，与修《穆宗实录》，充任《大明会典》副总裁，值起居注，著有《读史漫录》，还与同里孟一脉（淑孔）合著成《东阿县志》，并主纂《兖州府志》，号称志书佳本。他如果纂成泰山志书，也一定会十分出色。斯志未果，实为泰山史林的一大缺憾。
　　（九）据泰山及其名胜、支脉以自号。自命别号，本是我国古代文人与士大夫的一大癖好。但象于慎行这样多次以家乡的山岳自号的，委实不多。据考，于氏这方面的自号有六个，分述如下：
　　1．石闾主人。此号凡两见，一见于撰于万历十五年（1587）正月的《岱史序》的自署，一见于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初一为三阳观所书诗碑的款识。泰安南有石闾山，汉武帝曾禅此（见《史记•封禅书》）；另，泰山山顶西天门别称“仙人石闾”（于氏诗文中称之为“仙闾”或“仙闾之岩”），于氏可能据此自号。
　　2．岱畎生。此号仅一见。于氏《登岱记》（此文载道光《泰安县志》卷末《杂稽•绪论》，是否即前述《登泰山记》的结尾部分，抑或另文，待考）的论赞中说：“岱畎生曰：……。”按“岱畎”一词，始见于《尚书•禹贡》：“岱畎，丝、枲、□、松、怪石。”注曰：“畎，谷也。……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贡之。”可见岱畎原意为泰山溪谷。而在于氏的泰山地理学概念中，泰山主体山脉及其诸支脉山川皆为“岱畎”，他“家于岱畎”（见《岱史序》），故自号“岱畎生”。由此自号，我们可以窥见于氏因家在岱畎而为之自豪的情感。
　　3．有是先生。这一自号，见于他作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月十六日的《岱畎图经记》的文末自署。当此文叙述到泰山“西纪”，谈及他的家乡东阿县时，他说：“是邑也，万山环之，其中有畸人焉，厥状徐徐于于，岩石是栖，蓬□之田是食，命曰‘悬解之民’。其处善卧，其出善游。’”“其游与若士为偶，左手操杯，右手操管，其止恒饮，其醉恒歌。”视此，则“有是先生”可释为：“在泰山西支余脉的群山之中，有这样一个独立特行的人。”由此自号我们可以想见于氏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
　　4．谷山（谷峰）。谷山即谷城山，又名黄石山，是泰山的西支余脉，在东阿县东北数里，即秦汉之际仙人黄石公期张良之处。于氏据此所命的这一别号，广为人知。
　　5．谷城山下居士。此号凡一见，系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初一为三阳观所书诗碑的落款自署。此号亦据谷城山而命。
　　6．（云翠）山中居士。云翠山在东阿县东南二十余里，亦系泰山西支余脉。其主峰名天柱峰（又名印峰，俗称油篓寨）。万历二十四年（1596）六月初一，于氏分别在其北岩与南岩石壁上作擘窠大书“天柱峰”和“削成四方，壁立万仞”，落款皆为“山中居士”。
（十）将家中或别业中的某楼称为“望岳楼”，以眺望、怀念泰山。见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初一为三阳观所书诗碑的款识。
（十一）将自己歌咏泰山主体山脉与诸支脉山水风光的诗歌，编为一书，题为《岱畎行吟》。“岱畎”的语源与概念、范围，已如上所述。于氏在几次家居期间，对泰山及诸纪山脉多次游览，并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正如他在《岱畎图经记》中所表白的那样：“其处善卧，其出善游。游于岱宗之野，三登日观之峰，以望沧海；北至于济，南至于峰，无不周也。其游与若士为偶，左手操杯，右手操管，其止恒饮，其醉恒歌。歌声中金石之音，楮氏之子默而传之，藏诸奚氏之室，是曰《岱畎行吟》。”此文写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月，那么《岱畎行吟》一书也应初步编订于这一年前后（以后当又有所增补）。此书是一部歌咏岱畎山水的专题诗歌别集，对研究泰山史、泰山文学以及于氏其人其诗均有十分重大的价值。惜此书今佚。可能只是一个缮写本，未付枣梨，故流传未广。此书最早见于《传是楼书目》的记录。传是楼是清初昆山徐乾学（顾炎武的外甥）的藏书楼，可见徐氏确曾藏有是书。其藏书后归清室允祥（怡亲王），当包括《岱畎吠行吟》在内。此后即不知下落。光绪《山东通志》卷一百四十二“集部”载曰：“《岱畎行吟》二卷：于慎行撰。”即据《传是楼书目》著录。此书亡佚，自属遗憾，但据笔者推测，其基本内容当大体上（亦很可能是全部）保存在《谷城山馆诗集》二十卷里。如果有必要，我们完全可以从于氏诗集中辑出这些篇章，恢复是书。
三、于氏泰山诗文的内蕴与风格特色
于慎行的泰山诗文，大都写成于几次家居期间。对于退隐后为什么要更加呕心沥血地从事写作，于氏在撰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五月的《（充州）府志自序》中有所表白：“夫修词之轨多端，而立言之涂匪一。君子进而在列，则谟谟献纳，展错国华；退而在野，则著述讨论，优由艺术：皆以发挥明盛，藻饰太平。所遇虽殊，其志一也。”（《兖州府志》卷末）他把著述立言看得与“谟谟献纳，展错国华”（立功）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而要“著述讨论，优由艺术”，也必须涵湛万象，有所资凭；那么，泰山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观与丰富多彩的人文古迹，无疑开阔了于氏的眼界，无疑为于氏的创作提供和增添了题材。他充分利用了这一客观条件，先后撰写了大量的咏写泰山的诗文。除第一、第二与等七次不可考外，其余四次登山皆有创作。于氏的泰山作品，至少有文四篇，诗二十四题三十五首。相对于同时与前后的其他人来说，这个数量应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今天在他的这些诗文里能分析出一些什么成分来呢？或者说，他的这些诗文有何内蕴与特色呢？试论如下。

作者：于瑞国   回复：1   发表时间：2010-02-12 20:56:17

　　内蕴之一，是为泰山及其风景作了既绘形又传神的写照，为人们展示与保存了明末泰山的面貌，从而歌颂、宣传了泰山。我们要想了解与研究晚明时期的泰山面貌，于氏有关诗文不可不读。通观于氏诗文，几乎对泰山的各个主要风景名胜点都有所描绘，既有宏观式的全景，也有细部的刻画。于氏极擅状物绘景和渲染气氛，其艺术手法是高超的。例如他在《岱西山人歌寿何吏部敬庵》（见《诗集》卷五）的开篇部分，对泰山有一个鸟瞰式的总体描画：“岱宗之山海上起，云霞沃宕三千里。七十二峰峰插天，西支半落清河水。山川回合势连绵，……。”只用寥寥数语，就把东岳泰山的地理位置、范围尤其是那雄浑的气势给表现出来了，笔力不可谓不雄健。再以作于万历九年（1581）的《登泰山记》为例。此文是一篇山水游记体散文，以移步换形的手法逐次描述了沿途所游历的名胜古迹，或险峻可怖，或神秘奇异，或清新明丽，或辽阔杳渺，皆能准确传神，使读者如临其境。请看他对岱顶月夜的描写：“顷之，月出，羽人吹笙，和以歌音，极醉而返。山气懔懔，枕席皆湿，不可以寐。出立坛上，月光荧荧，星斗可拂。俯视万壑，烟云一气，茫茫正白，银海玉波，不可辨识，道家所谓三宫空洞之天也。”写得凄清漂渺，一如仙境。此文思路绵密，气势雄奇奔放，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游记文，与《登泰山记》作于同时的《登岱八首》，也是如此。其二云：“玉阙朱楼万仞端，六龙辇道巑□。悬崖翠磴云中转，叠嶂红泉树杪看。海色瞳胧三观晓，秋声萧瑟五松寒。天门咫尺君应见，比似人间路更难。”今人评曰：“诗从泰山的祠庙、道路、云树、悬崖、叠嶂几个方面描绘泰山的高大险峻，极擅状物能事，读之如临深山大壑，使人有惊险之感。”（见马铭初选注《泰山历代诗选》）再比如作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三阳观记》，首叙三阳观的险要位置，次叙嘉靖三十年以来王三阳与昝云山相继创建始末；紧接着又详细描述自己万历二十年之游，通过写游踪，为读者一一展示了三阳观的建筑格局。碑记文一般都比较枯燥呆板，但此文却写得生动形象，可读性极强。三阳观今已废圮，然而通过于氏此文，我们仍可了解三阳观当年的概貌与盛况。如果今后要修复三阳观，也大可以此文为依据。《岱畎图经记》一文叙述泰山诸纪山脉，胪列、介绍了那么多山水，每一山水只能有三言两语，若非大手笔，则很难写得生动、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作者却能抓住每一山水的主要特征进行描述，有的还穿插以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写得美妙动人，极富有文学色彩。总之，于氏的泰山诗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更是泰山文学殿廊中的珍品。其诗文一出，往往传诵一时，多有属和。例如其《登岱八首》，当时即有江西新建人凌志魁（元甫）的和作，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四月由山东新泰人徐光前刊于石，今仍立于岱庙东碑廊。徐光前跋曰：“凌元甫《登岱八首》，乃和东阿于老师韵也，曰下里巴人敢续阳春白雪哉？徒以□一时兴耳，未可出以示人。……”。于氏泰山诗文多为选家所注意，不少篇章屡被收入各种选本。简括记述了泰山主体山脉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主要名胜古迹后，即以大量篇幅分别对泰山诸余脉山水进行了划分与记述，并且把这个地理范围称为“岱畎”。现据此文图示如下：
　　内蕴之二，是对泰山山脉地理学与某些名胜古迹作了某种程度学术探讨，具有学术价值。
　　对泰山山脉地理，于慎行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在几次家居期间，他曾亲自对泰山诸纪进行游览、考察，正如他在《岱畎图经记》中所说：“游于岱宗之野，三登日观之峰，以望沧海；北至于济，南至于峄，无不周也。”这种周游，实际上并非纯粹的游山玩水，而是兼具学术考察的性质。因为他在作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五月的《（兖州）府志自序》中曾说：“如其偃仰溪山，流连景物，而使熙朝之埏埴于睹闻，……仆虽不敏，固窃耻之。”（于编《兖州府志》卷末）他五十岁时撰写的《岱畎图经记》，就是多次考察所获得的结果。此文开头上图所表示的，正是于氏的泰山山脉地理学概念——“岱畎”。他还在《（兖州）府志自序》中说：“龟蒙凫绎，疏自岱宗；沂泗汶洸，委诸左海。”象于慎行这样不把眼光仅仅局限在泰山本身，而是扩展到它的诸支余脉，从而进行系统的划分、论列，并加以科学研究的，以前似尚未有，因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更可贵的是，于氏对泰山地理学的研究并未止于此。他在《岱史序》中说：“岱者，中条之所底也，河济不得无以障，青、兖不得无以填，畿辅不得无以屏……。”在《登岱八首》之五中说：“地盘河济三州尽，天入秦吴万里空。”尤其是在《登岱记》的论赞里，他更集中地论述道：“岱畎生曰：予览古图经，地势所由高下，盖北纪诸山，负地络之阴，并太行、王屋，东踰常山，至医巫闾而止；南纪诸山，负地络之阳，桐柏、熊耳入于瓯越，江、淮、河、济所由，东下如建瓴矣。岱宗独立海上，西向而揖群山，汶、洸、沂、泗出其支麓，旋之如带，以入于海，其状若负扆云。往河流燕、齐间，由岱之北挟济入海；今徙徐方，顾反出岱岳南，挟淮入海。斯地道所变迁也。予登山巅，北望九河故迹，苍茫与天际矣。”（见道光《泰安县志》卷末）如果说，《岱畎图经记》等于对泰山地理学的研究虽然科学、有创见，但还仅仅局限在齐鲁一隅的话，那么这段论赞则突破了这一界限，把眼光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地域，来对泰山进行学术性的探讨。他把晋、冀之交的太行、王屋以及江、淮之间的桐柏、熊耳与泰山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且这种考察与探讨，并未仅仅把视点局限在山脉上，而是既论山脉，也论水系，以水系的分布和变迁来衬托与表现泰山。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无疑识见更高远一些，科学性更强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于氏堪称为一位卓越的泰山学者。
　　于氏对泰山名胜古迹的研究，较集中地表现为对五大夫松的考证。五大夫松在泰山中阪御帐坪附近，是泰山年代最久的古迹之一。据《史记•封禅书》等史料记载，秦始皇登山，中途遇雨，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按“五大夫”，秦爵级名。但后人不解，以为树必有五。对此，于慎行屡有辩正。在作于中年时期的《登泰山记》里，他论辩说：“（御帐坪）前松树二，秦所封为五大夫也。生石隙中，不甚高大，而干皮龙鳞，数百年物，决其不为秦时松可晓，而地则中阪无疑。意好事者，即其地树之。从者曰：松有五，雷雨坏其三。非也。五大夫者，秦之爵级，松何必五？假而封七大夫，松又将七耶？”他认为，不但松树绝非五株，而且所见之树亦非秦时故物。他的诗句“秦松枉勒铭”（《泰山绝顶对酒》）即针对此而发。在作于晚年的《五大夫松歌为刘博士元阳赋》里，他又一次辩正说：“爵名五大夫，其树不必五。何知非二松，屑屑为之补？”但尽管这一古迹为后人作伪与误解，于氏对之仍十分关注。万历三十年（1602）六月，泰山大水（《泰山纪事》、康熙《泰安州志•舆地》）；万历三十一年（1603）“六月，霖，汶、济合，漂岱”（《年谱》）。这几场水灾，冲毁了五大夫松。于氏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九月登岱时，“见岳颠客岁所漂秦松，愀然不乐”，特作书与泰安州知州江湛然，嘱其修复。于氏于著名古迹五大夫松，可谓三致意焉。
　　内蕴之三，是于慎行在其泰山诗文中，寄寓了个人的情怀使我们通过这些诗文，可以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从而对了解与研究于氏其人深有助益。待言志，歌咏言。人们之所以能通过作品了解作者其人，是因为作者的情志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在作品中有所流露与表现，于氏亦然。在其泰山诗文中，就流露与寄托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试分析如下。
　　1．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忧虑。于氏一生“求为有用之学”（《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于阁学慎行》），实开清代“经世致用”的“实学”之端。他对社会现实一直予以关注。尽管他曾说过“向来多远梦，从此闭重关，”但退居林泉，并不等于关上了心灵之门。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于灵岩酒间闻宁夏之变。他在《灵岩禅室子冲、兴甫夜饮大醉》诗中写道：“世事惊心后，时才屈指边。乾坤吾党在，把臂意茫然”。（见《诗集》卷九）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在泰山送冯琦进京时，写诗鼓励他说：“努力事明主，庶令泰道昌。”（《泰山对酒赠冯琢吾少宰》）明万历以后，朝政窳败，上下隔阂，凡百事皆搁置难行；同时，官府赋役加重，百姓不胜负担，对此，于氏在泰山诗中也有所寄寓与忧虑：“天门咫尺君应见，比似人间路更难！”（《登岱八首》之二）“流亡今欲尽，几处有桑麻！”（《泰山道中》）他不仅慨叹一己之事业、道路艰难，而且对社会现状与黎民生活予以关注，表现出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忧患意识，这对一个位晋崇秩的士大夫来说，尤其难能可贵。
　　2．对荣辱浮名淡然处之的人生哲学。尽管由于诸多的客观原因与自身原因，把于慎行一步步推向崇阶（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位极人臣，朝野瞩目，但于氏似乎把这些看得很淡。在他看来，进与退都无所谓。进，决不凭藉攀附夤缘；退亦是真正引退，“不似终南路，依栖慕世间”（《铜城望见云翠诸山》）。宜进则进，宜退则退，毫不苟且。他一生三次告归，三次被召还，可以说明这一点。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借“泰山岑”的“孤生竹”明志，说此竹亭亭独立于岩谷之间，上拂云霓，哀响如玉，“高节抱贞心，可折不可曲”，有操守、气节。而那女萝枝，虽然绸缪攀附，爬得很高，但一旦严霜降威，则“零落成朴□”。作者由此自警、自勉说：“所以君子心，邈然自结束。”（《古意十二首》之七）这“泰山岑”的“孤生竹”，可视为于氏操守、气节与情怀的具象写照。在写于中年的《曝经石》中，他更以上古临流洗耳的隐者许由作为仪范，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兀坐听潮音，洗耳心方寂。”（见《诗集》卷三）直到晚年．他还借被秦皇封爵的五大夫松明志：“亦不为封荣，亦不因封辱。兴亡阅尽总无情，何况区区小除目？”“浮名梦幻两茫茫。”（《五大夫松歌为刘博士元阳赋》）在《岱畎图经记》中，他更有一番“夫子自道”，说在万山环绕的东阿县中，有一个畸行特异的人，“其处善卧，其出善游”，“其游与若士（按指有道之土）为偶，左手操杯，右手操管，其止恒饮，其醉恒歌”；“厥状徐徐于于，岩石是栖，蓬□之田是食”。按“徐徐于于，”典出《庄子•应帝王》：“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可见于氏的这种对荣辱浮名持淡然态度的人生哲学，既来自孔子思想（“富贵于我如浮云”），又深受庄、老的影响。在他晚年所作的年谱《行乐图》的卷首，即题有四个大字：“黄梁梦境”，可视为于氏对自己这种人生哲学的集中概括。
　　3．厌倦于风尘的羁累，向往一种超脱恬静的虚无灵境。盖于氏既抱有淡泊处世的人生态度，又一直身体病弱，故常常流露出对世俗羁累的厌倦情绪，追求与向往一种超脱、虚静的精神境界。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在《感怀十二首》之四中，虚拟了一个优游自得于“渺渺无行迹”的“泰山隅”的“啸歌土”形象，说他“鸣琴卧泉石”、“放情凌绛霄”，“宴息藐无言，中情多所适”，因而自己“欲往从之”（见《诗集》卷二）。在这一近乎仙者的虚拟形象身上，寄托了于氏追求超脱、恬适的意识。在《泰山绝顶对酒》中，他还说：“此生游已倦，何地酒能醒？”而在《日观峰歌》中，他更直截了当地说：“几时得见海中日出三千丈，脱屣妻子如浮烟！”正因为如此，于氏几乎一生都与道家交往，对仙道表现出景仰之情。在号称“三宫空洞之天”、“百灵之府”的泰山，他与三阳观道土昝云山游，并赠他“游仙词”四首，诗中说自己“辞家慕冲举，名岳且依栖”，“寰区不足步，聊作小游仙”。他应嘱为三阳观撰写《三阳观记》文，在对“仙圣之秘境，寰宇之大观”的三阳观及其周围景色赞叹之余，不禁联系自身发出感慨说：“吾曹逐逐名利，汩没白首，进而羁于风尘，退而牵于家累，曾不能探奇选异，自卜菟裘于烟霞窈窕之境，徒游而心慕之，视云山之流，其亦可愧也夫！”应该指出的是，于氏在其泰山诗文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思想情趣虽然很明显，但毕竟不占主导地位；作为封建末世的一位士大夫与文人，其思想中产生这样的因素，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于氏泰山诗文的风格特色，窃以为不能一概而论，似应分阶段评定：早期清丽细腻，如《感怀十二首》之四、《古意十二首》之七；中期雄浑宏丽、豪情奔放，如《登泰山记》、《登岱八首》、《日观峰歌》等篇；晚期则归于淡雅和平，如《岱畎图经记》、《泰山绝顶对酒》、《下泰山游三阳观》、《重游三阳观宿》、《同冯用韫少宰登岱，因送北上》等篇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盖就其总体风格或者晚年定型化了的风格而言。这三种风格的不同与嬗变，似与其生活道路、思想情趣与美学观念的发展有关，兹不赘论。
四、于氏景仰泰山的心理动因试探
如上所述，于氏一生凡七次登岱，多次周游泰山诸纪，多次以泰畎名胜自号，并撰写了大量的颂岱诗文，可以说他是一位泰山的热爱者与崇拜者。象他这样与泰山产生如此密切关系的，在我国古代士大夫与文人中尚属少见。那么，其心理动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促使他终生乐此不疲的呢？
　　其主观原因，除了他一生三次退居林泉，泰山那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观与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最能契合他遁迹山水的心理取向，以及他终生都向往超脱、恬静的仙道灵境，而作为道家王十六洞天之一的泰山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他这种精神需求以外，窃以为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在于慎行的心目中，泰山是其家乡的象征；以及一种来源于原始积淀的山岳崇拜意识。
　　在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山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盖因我国乃是一个多山的国度，许多文人、土大夫的家乡都在山中，所以山便成为他们家乡与里第的象征物。在诗文中，他们把故乡称为“家山”，把自己的宅居称为“山居”、“山庭”、“山庄”、“丘园”，把自己的书斋称为“山斋”、“山房”、“山馆”、“山堂”，把离家宦游称为“出山”、“东山再起”，把退隐称为“山栖谷饮”、“退隐山林”、“归山”，给自己定下的做人与处世的标准是“山立”、“山峙渊渟”，而自称则为“山人”、“山民”、“山长”、“山樵”、“山草之人”、“山林隐逸”，或以家乡的山岭为号。总之，都与山有关，似乎只有这样才有精神寄托而不至于茫无所从。并且，山陵险阻是可以“守”的地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崇奉儒教，多讲究气节与操守，讲究进退有据；而山可以“守”的客观特点正与他们这种内向凝聚型的心理意象相契合，因而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将这两者合而为一，并且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这种境界，恐怕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所独有。今人古建军说：“山与中国的这种微妙关系，……积淀在集体无意识之中，形成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心理图式。”“这种文化心理图式的表层结构，是中国人把‘山’看作是祖国的一种原始象征。”（《山与中国文化》，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三期）笔者则由此进一步引发说：山更是家乡的一种原始象征。明乎此，方能懂得我国古代文人为什么都那样地酷爱山水。
　　因而，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看见山，便感到格外亲切；尤其是看见了家乡的山，更是兴奋异常，油然而生归宿感与依托感，决不亚于见到阔别的双亲时所产生的激动。例如：三国时大诗人曹植，生于东武阳（今山东莘县朝城镇），后封于临淄、平原、鄄城、东阿，皆距泰山不远，他把泰山一带看作是第二故乡，曾自豪地宣称：“我本泰山人！”（《盘石篇》）甚至生前就把生圹选在泰山西支余脉尽处的鱼山，死后即归葬此山西麓。又如明代中期山东寿张县诗人殷云霄，曾在南方宦游，探家途中，至下邳（已距其家乡不远）见山，喜不自胜，吟唱道：“过江以北不见山，今朝苍翠落潺湲！平生自是烟霞客，出宰况居山水间？芳草可怜春欲暮，白云应恨鸟知还。推蓬把酒风尘道，愧尔相看犹故颜。”（《下邳见山》）清代魏源某次赴京会考落第，心情自是不佳。但当归途路过东阿看见山色时，愁眉亦为之暂开：“出都一旬不见山，今朝山色何孱颜！岱宗支陇所尽处，车马如度井陉关。”“闻客江南山最青，载侬往看吴山色！”（《下第过旧阿县题壁》）看来，山实为文人们爱恋和思念家乡情愫的最佳凭借与寄托。
　　于慎行更是如此。当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返里行至铜城，望见阔别了近十年的家乡一带的山峦时，他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归途今日惬，凭轼见吾山！以尔千岩翠，惭人两鬃斑。”（《铜城望见云翠诸山》）泰山号称“五岳之宗”，远非他山可比。慎行家乡即东距泰山甚近，他认为自己是泰山人，泰山是自己家乡的象征：“盖予家岱山之下。”（《登泰山记》）“行不佞，家于岱畎”。（《岱史序》）因此，当他于归途刚抵齐境时，就吟咏道：“明朝看海气，遥礼泰山君！”（《暮抵德州城下》）他依据岱畎山脉及名胜，自号为“石闾主人”、“岱畎生”、“有是先生”、“谷山（谷峰）”、谷城山下居士”、“（云翠）山中居士”等等。他的书房三易其名，都是据家乡的山名而命：“少岱山房”——“黄石山堂”——“谷城山馆”。并且，泰山钟灵毓秀，那巍峨凝重的气象无疑对于氏人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从于氏的精神风貌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泰山的影姿。其门生、临邑人邢侗（字子愿。生1551——卒1612）赞美他说：“我先生实钟岳灵星采，……天挺灵异，少而凝重，敏慧绝伦。”“名宰翰林前辈咸谓先生海涵泰峙，我辈所不及。”（《东阿于文定公年谱•跋》）如非套语式的虚誉，实应有所感而发。可见，在于慎行内心深处，是把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寄托在对家乡象征的泰山的景仰与崇拜上，从而才多次登岱，与泰山产生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同时，促使于氏登岱、仰岱的另一心理动因，是一种根源于原始积淀的“太阳——高山”崇拜意识。这一点，于氏自己未必自觉到，但在其行动上与诗文中，我们却能感觉出来。据学者研究，我国许多地区的原始先民都崇拜太阳神。而他们认为高山之巅距天更近，是先看到日出的地方，故与崇拜太阳神相关又崇拜高山大岳，形成一种链形的“太阳——高山”崇拜系列。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明的进化，这种意识在表面上看已趋于泯灭，但遗传因素却把这种原始观念积淀在世世代代的人们的潜意识里，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对重阳登高风俗的来历，不管后世有什么样的解释，但笔者认为这应是原始先民“太阳——高山”崇拜意识的行为遗存。直至目前，距于慎行故乡不远的阳谷县一带，仍流传着一首《晒暖谣》，道是：“爷爷地儿（按指太阳），毒毒的！晒得我，热乎的！我上高山磕头去！磕几个？磕一个！一个不够，磕一大溜！”这首民谣即把高山与太阳联系起来，也可视为原始先民“太阳——高山”崇拜意识的遗存。于慎行生当古代文化（也应包括原始文化观念在内）氛围尚浓的明代，在他的潜意识里，这种原始观念的遗存也应该占据一定的位置。而且泰山所在的齐鲁大地，一直被认为是太阳升起之地，泰山更是春神青帝所司的地方，因而于氏潜意识中对太阳与高山的崇拜，必然表现在对泰山的热爱上。试看他对高出云表的泰山是多么景仰：“终古名山奠大东”，“高丘东望气雄哉！”（《登岱八首》）对岱顶所见的辉煌日出场面，他更有多次的描述。请看他在《日观峰歌》中的描绘：“岱岳峰头一片石，天光杳杳连空碧。我来夜扫石上云，未明看见海中日！日出海东几千里，茫茫不辨云与水。天鸡啁喔海上啼，东方霞气半边紫。忽然潋滟琉璃丹，一泓捧出赤玉盘。长绳斜挽不得上，半时方到扶桑端。扶桑枝叶成五色，海水明灭一线白。日旁云气如连山，目中欲识鲛人国。平明日高海水干，满天翕赩红气团。”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日出景象的由衷赞美与对太阳的景仰之情。在诗末，他还提到了神话中的太阳神羲和，说要止住他驾驭的六龙日车。此诗中还出现了“扶桑”一词。在另一首《泰山对酒赠冯琢吾少宰》中，也使用了“扶桑”：“浮云蔽若木，旭日开扶桑。”按“扶桑”又名“若木”、“建木”、“空桑”，屡见于古代典籍，被认为是太阳神鸟（阳乌）栖息的地方，太阳每天即从这里起程。从“扶桑”一词的运用上，也可窥见积淀在于氏潜意识中的太阳神崇拜观念。既然岱岳之巅能见到辉煌壮丽的日出景象，甚至还能看到“扶桑”、“羲和”，因而也就可以理解于慎行为什么那样爱登泰山，并且竭尽匠心歌颂泰山了。

作者：于瑞国   发表时间：2010-02-12 20:5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