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刁

桂英：“快把箱子里边的那件水绿色的的确良衬衫再洗净晾干，你北京知青的田姐就要回到咱们陇川，她们一走就好几十年，你不是总问为什么我每年都把这件衬衫拿出来看看……”。

……那是一九六九年五月的一天，北京的娃娃来到咱们农场支边，大人们管他们叫“知识青年”。这些北京娃，挺招人喜欢，一口一个大爷大妈的叫，北京的口音我听着好心甜。……您不是早就唠叨过吗，梦中您还念叨张三李段。他们真的要来我得仔细看看是什么人让您那么思念。

那是三十多年前，你妈妈我还是个少年，她们来到了我们跟前。十几岁的城里娃娃二话不说卷起裤腿就下了大田。烈日晒，大雨浇，稻田泡，蚂蝗咬，劳动中她们各个争先。夜晚她们挨家挨户与老职工攀谈，介绍北京的新鲜事，谈到家里父母亲和兄弟姐妹，思乡的泪，像泉涌一般。第二天她们照常上班。可真难为这些北京娃了……。

一天，你田姨身体不舒服，可一听到出工的打钟声，虚弱的她还是上到大田。我知道后拉着把她拖到队里，交给了卫生员。打针吃药以后我在家给她做了一碗糖水卧鸡蛋，虚弱的她泪水涟涟。最难忘，春节过年的那一天，你姥姥让我把队里的知青都请遍，让他们到我家过年。小方桌上摆满了芭蕉、花生、爆米花、红薯片还有拳头大的汤圆……。小田也兴高采烈的从挎包里拿出了北京父母寄来的糖点，捧到杨姨对面说：“今天过年，家里给我寄来糖果，咱们现在实行共产主义有福共享，其乐无边……。”

那时的我才十岁，看到北京姐姐那么善谈心里边好喜欢，常到她们宿舍玩，听她们讲故事，看她们如何打扮。

“……妈，田姐要回北京探亲了，您能不能让她给我带一件的确良衬衫，有的同学已经身上穿，我要水绿色的那是我的心愿……。”

一晃，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当时的我已经成了家，母亲也白发斑斑，听说北京知青要来四十多人，其中田姐也来，妈妈、姥姥脸上的皱纹都显得特舒展。

我拿着三十多年前的的确良衬衫默默的思念……。

作者：117.95.17.*   回复：2   发表时间：2010-02-26 22:03:02

记忆中的北京知青—刁松泉老师
2008-02-26 17:14:40 作者：泥 土

七十年代初期的陇川，到处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象，大片的荒地随处可见，荒地上杂草丛生。最好的一条“国防公路”，偶尔汽车一过即尘土飞扬。

值得庆幸的是自然风光非常美，清澈见底的南畹河，大滩大滩的湿地到处都是，未能开垦的自然环境，为成千上万只野鸭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广阔天地，尤其是冬季，不知道是从哪里迁来的大雁，铺天盖地降落在湿地里，晚上又集体上岸歇息在大片的荒草地里，还有兴得上蹿下跳叫个不停。

记得读小学三年级时的一天，老师通知欢迎知青慰问团,所有学生明天要穿新衣服，不准光脚板。次日中午，我们怀着特别激动又特别急切又非常新奇的心情，手持自制的纸质彩色花束、花环来到总场部。老师的安排我们和我们的好奇心在疲惫中慢慢消退，一个个好似霜打的萝卜，实在熬不住，纷纷蹲坐下来。

同学们的穿着，能达到老师要求的寥寥无几，多数同学虽说也换了衣服，也是打过补丁的。一部分连鞋也没穿，包括我也是光着脚丫。我们不是不听老师的话，而是压根儿就没有鞋子，新衣服就不用说了。

那时在农场的我们，过着贫困的生活,连温饱都解决不了。

五点多钟，哨声响了终于盼来了要迎接的慰问团。几十个人在我们夹道欢迎中慢步走来，来人大多为中老年人，看上去他（她）们也很疲惫，山高路遥，鞍马劳顿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怎样面对要慰问的对象，一个个心情沉重，面无表情，神态憔悴，看得出，慰问团成员的心情也是相当复杂的。

短暂的欢迎仪式过后，我们才知道，是来自四川方面的“知青慰问团”。也是从那以后，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知青”概念与印象。

1973年的秋天,我考进了陇川农场第一中学初十四班。注册的第一天，看见几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也在简陋的校园里忙忙碌碌，问起高年级的同学，知道他们是“北京知青”，现在是这所学校高年级的老师。当时同学们对他们心里暗暗佩服，并怀有崇敬之感。



在我们那个小圈子里，把当时的“知识青年”分成四等，北京知青为一等，上海知青为二等，昆明知青为三等，四川知青为四等。北京知青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最好，四川知青爱打架，惹事多，有的当地同学还被他们欺负过，所以对他们的印象很坏。现在想来很幼稚，其实爱惹事的只是很少的几个人，更何况他们还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加之这些年轻人（有的还是孩子）从“天堂”一下子掉进“地狱”，能安分得了吗。

开课不久，一位名叫刁松泉的老师到我们班临时代课，个子很高，我们看他时要把头仰得高高的才行，而且他的身体很强壮就像一头公牛，气宇轩昂，特别伟岸。他面容严肃，鼻梁上架着一付就像啤酒瓶底一样的近视眼镜，声音洪亮，出语不凡，相当有震慑力，听有的同学议论说，连不怕校长的学生都怕他呢！

我们班平时以课堂纪律最差在校内出了名，那时还算是“文革”中期，在学校里不想读书，瞎混的学生大有人在，从高年级留级下的就有十几个。在我的记忆里，开始上课后就是你闹我闹大家闹，不爱读书不爱学习，学生闹得厉害，老师无奈，课堂纪律就没有好过的时候。可刁老师除外,一进教室，几句话就能把大家震住了，没人敢再闹，而且他讲课的时候言简意赅，义正辞严，给每个同学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间长了，捣蛋的学生怕他，想学习的学生喜欢他。

刁老师后来当上了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共青团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生机勃勃，校风也慢慢的好了起来，后来我受到了刁老师的“熏陶”，很快入了团。

那时的德宏，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后，与内地的差距太大，我们几乎是生活在原始、封闭的部落里，糟糕的环境使我们的基本素质与内地的同龄人大相径庭；受到的教育、获取的信息微乎其微；生产、生活方式用“刀耕火种”来形容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那时候尽管有了少量的拖拉机，可并没有摆脱用牛犁田、人工插秧、粪便追肥、牛马车运输的原始耕作。所以，内地大量知识青年的到来，对陇川，对我们这些山间的“野猴”、河里的“泥鳅”来说，他们的外貌、气质、文化、思维，足以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时的我，对“知青”是相当敬重的，尤其是对北京知青很敬慕，对身为北京知青的刁松泉老师更是崇拜。刁老师在少年的我心中，知识渊博，出口成章，是政治家、理论家和学者；他敢想敢干，无私无畏，严然就是歪风邪气的克星，扶正压邪的旗手。刁老师把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知识青年的坦荡、宽容、理性、勇敢体现得淋漓尽致。

记得有一天放学后，我们进行班级篮球比赛，借了刁老师的手表记时间。尽管我们小心翼翼，可还是滑落掉地摔坏了，当时由于特别害怕，惊恐之下我们隐瞒了事实真相，还手表时压根儿就不敢说摔坏了，还了就跑，怕极了！但刁老师知道后没有责怪我们，只是玩笑似的骂我们：“弄坏了还不敢说，要拿到城子去修呢！”要知道，当时拥有一块手表那可是不容易的，这种高档商品当地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才有得起，是众人梦寐以求但又实在买不起的奢侈品呀，弄坏了还了得？由此更觉得刁老师的可敬和伟大。

至今津津乐道和弘扬的就是这种精神，无论少小读书还是后来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再后来成为一家集团公司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都保持着这样一腔侠肝义胆。

1978年初，本人有幸应征入伍，在送我之余，刁老师语重心长的对我和在场的同学说：“看你们在社会生活里谁先入党……”。当时我们谁也没说话，也不好侃大话，只是把这句话、把老师的期望埋在了心里。我在十个月内即入党、参战、提干，正要向刁老师报告时，他已经回北京了。

时隔近三十年，刁老师也在北京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携爱妻（刁当年万分疼爱呵护的那个上海女知青）回到德宏。我们又终于见到了他, 他看上去比当年苍老了许多，但精神矍铄，声音还是那样铿锵有力。

德宏已经不是当年的德宏，陇川也不是当年的陇川，农场也不是当年的农场。现在的德宏，一坐山就是一片绿色的海，一条河就是一幅精美的画。师生久别重逢，感慨万分，当他看到我们很多同学都己成为国家的有用之人，正在德宏这块特殊而美丽的土地上奋力拼搏、建功立业，他止不住一番感慨，也有一丝丝欣慰！

记忆是时间的河流中沉睡的沙子，当我们深入河床的深处，回首往事，原来人生可以如此美丽。对刁老师的记忆，永远是我生活中最珍贵的一部分！



泥土：时任德宏州中国保险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






来源： 北京

作者：60.168.8.*   发表时间：2012-03-21 14:55:24

修鞋匠

2008-02-26 17:31:46 作者：刁松泉

那时，一到礼拜天我们这些人除了洗洗衣服，看看书，“吹吹牛”，写写信，就是“赶街”（音：gai）。城子（县城）离我们很远，走路往返大约需要三个多小时。近一点的唯一能方便去的地方就是弄把街了。

弄把街方圆不到100米，那里有饭馆、商场、照相馆、邮局、信用社、缝纫店。遇到街子天，简陋的，尘土飞扬的街面，到处是花花绿绿用各种颜色的布铺在地上然后摆满土特产品的地摊和夹杂着南腔北调的喧闹声以及那些听不懂的傣族，景颇族和山汉族的叫卖声。

“这儿还真有修鞋铺……”。我和裘石平进去一看里边有两个师傅正在修鞋。一个穿着黑衣服的长者，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师傅。

一看见有客人进来，那位长者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修鞋呀，请坐”。一听，那位师傅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

“怎么，云南这么远的地方还有东北人”，我说。

“嘿,你不知道吧，这地间儿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啊。……干哈呀，修鞋？”

我上下一打量，这个师傅穿着东北人爱穿的黑衣服，一付饱经沧桑布满皱纹的脸，鼻头有些大，一双豹眼，眼睛很圆，典型的东北人的面孔。

“老师傅东北哪嘎的”我也学了一句不标准的东北话。

“安达的……”。

“哦，这里还有安达的人，安达离大庆挺近的……”。

说着他拿起了铜锅烟袋锅塞满了烟丝用手摁了摁，点燃了烟袋和我们聊开了。

“北京来得吧，不容易呀……。这个地间儿可好啦山清水秀，不像我那嘎，太冷了……”。

说着他站起来好像要拿什么东西，只见他拿起了一直放在身边木制的双拐。这时我才发现他的双腿装的是木制的假肢。

我和裘石平关心的问：您怎么搞的。

只听他“哎”了一声……。

回到队里跟老同志一打听才知道，他叫张国珍，是早已闻名的，最早从部队转业到边疆农场垦荒的“一百零八将”之一。1931年他在东北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义勇军。1949年3月入党。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历任班长、副排长、副连长。1952年转业到云南边疆。1955年，率领100多名复员转业官兵到陇川组建农场，任农场党总支副书记。那时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与天斗，与地斗，与境外的土匪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斗。

老同志说，他在工作中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他常常深入到少数民族村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农场和边疆的稳定和发展。1961年3月他在赴昆明开会途中 不幸出车祸负伤，做了双下肢截肢手术，成为五级伤残军人。

我还听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了造反派的残酷批斗，已经残疾的他，在造反派的逼迫下在地下爬行了很长一段路……，不明真相的人还喊着打倒他的口号在一旁围观。

在那个红黑不分，黑白颠倒的年月，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他还有他的战友遭受了很大的冤屈。

在所谓的“给出路的政策”下他和他的爱人被安排在修鞋铺，当了修鞋匠，一干就是好几年。

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组织给他恢复了名誉和相应的待遇。

2006年9月陇川农场的开拓者，领导者张国珍病逝，时年97岁。

作者：60.168.8.*   发表时间：2012-03-21 15:2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