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刁

1964年8月，我由学校分配来国务院秘书厅工作。离校时，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说了许多勉励和羡慕的话：勉励我到工作岗位后要好好工作，服从组织安排，听领导的话；羡慕我在首脑机关工作，能经常见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并能直接聆听他们的教诲，学到在基层学不到的东西。对于这些话，有的我相信，有的我将信将疑。理由是，在首脑机关，我也只是个最普通、最基层的一般工作人员，那么容易见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他们的讲话传达到我这一级，不知要经过多少道环节，将成为原则又原则的条文。我虽然是这样想的，但仍希望老师和同学们的话能够成为现实，因为这也是我的愿望。于是，我带着这种理想进．了中南海，成为国务院机关直接和群众打交道的一名信访干部。

报到的第二天，我就到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上班。接待室的领导向我介绍了接待室的情况后，突出地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毛主席、周总理是非常重视信访工作的；信访工作在国家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中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们是代表国务院领导同志接待来访群众的，一言一行、影响都很大；信访工作既是政治工作，又是群众工作；等等。还说了一些我在学校中从来未听说过的名词，什么信访工作是领导同志了解社会的“窗口”，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本来，“信访”一词就使我感到新奇，再加这些新名词，又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使我更感到茫然，这是什么性质的工作?

在该交代的话交代完后，领导指定一位老同志做我的老师。老师带我在接待室看了一遍。这一看，我愕然了。接待室的环境，和我刚离开的绿树成荫、幽美宁静的著名的高等学府是迥然不同的天地，反差太大了!

接待室只有4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且不规则。几间破旧的接谈室里坐满了人，从不同的接谈室里传出不同的声音：有的似高音喇叭，有的轻言慢语；有的高兴欢笑，有的悲哀哭泣；还有的接待干部在讲解政策，在开导，甚至批评；……。一间不大的候谈室里到处是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有单身，也有拖儿带女的；有衣着整齐的，也有衣衫褴褛的。他们的表情各异：有的坦然端坐，闭目养神；有的交头接耳，比比划划；有的焦急不安，时坐时站；有的伏在登记室的窗口，和值班人员攀谈。各种声浪交织在一起，听不清谁在讲什么。再向里走，酸的、辣的分不清是什么气味，一齐扑鼻而来。这就是我要长期工作的地方!这些人就是我的工作对象!这就是“窗口”和“晴雨表”?这就叫“信访”!一个疑团接着一个疑团从我的心坎里冒出来。

几天后，我和接待室的20多位同志都已熟悉了，就坦诚地向他们摆出了我的疑团，以求得到满意的解答。我的问题有：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来京上访?他们的事情在当地解决不了吗?有无道理?我从不同同志的解答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问题比较复杂，简单几句话解释不清；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各地对待信访工作的态度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这些解释我可以理解，也比较符合实际，但我的更大疑团是：这么多人来找周总理，总理知道吗?我们将大部分来访人介绍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去处理，总理同意吗?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还举了许多例子证明毛主席、周总理是如何重视和关心信访工作的。通过这些解释，使我对信访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抽象的、原则的了解。至于说，这种处理办法是否符合中央的规定，中央有哪些规定，总理是怎么指示的?我一无所知。为了具体了解这个情况，我翻阅了有关信访工作的历史资料，其中有领导同志的讲话，有批示，有文件，有规章制度，有工作总结等，从而使我了解信访工作的过去，开始涉足于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神秘的新领域。

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迁来北京，就收到人民来信，并有人来访。尽管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为彻底消灭蒋家王朝、创建新政权而日夜操劳，每天还是阅批了大量的人民来信。不久，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相继成立，信访量逐渐增多，如何做好信访工作，黟为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犹如久旱逢甘露，毛主席对信访工作作了两个批示，并以中央文件发给全党，即1950年11月的批示和1951年5月16日“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著名批示。l951年6月，周总理又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有关信访工作的行政法规——《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总结并肯定了建国一年多来各地处理信访工作的经验，也批评了一些地方的不正确态度，明确了今后的任务，作出了6条具体规定。从此，处理信访工作有法可依，我国的信访工作走上了正规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决定》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有的来访人对我接待人员说：“过去有问题不敢找政府，自从在报纸上看到《决定》后，才敢来找!”各级政府依据《决定》的精神，都先后制定了处理信访工作的有关规定，推动了信访工作的发展。

看到这些事实，我才恍然大悟，建国才一年多，毛主席、周总理就为信访工作设计了一个科学的蓝图。这个蓝图，包括信访工作的性质，指导思想与分工原则，机构的设置，手续制度，以及领导同志的责任等，为我们今天的信访工作奠定了基础。

为了对这段历史求得进一步的了解，我继续沿着纪年的顺序，由远及近，详尽地翻阅了信访工作的历史资料，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精神贯穿在各个历史阶段，那就是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处理信访问题的重要作用。毛主席的两个批示和周总理制定的《决定》，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的体现。

毛主席在批示中强调了领导同志要亲自处理信访工作。周总理制定的《决定》更为具体地阐述了这一精神：我们各级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各级领导同志亲自处理信访工作，是做好信访工作的关键。就在《决定》颁布3周年的时候，即1954年6月24日，董必武同志主持政务院第219次政务会议，讨论了信访工作，总结中央一级政府机关3年来执行《决定》的情况，并作出决议。在发给各单位的总结提纲中特别强调了要总结本单位领导同志是否重视信访工作。中央一级政府机关信访工作总结稿中也突出地写了这方面的内容。该稿几经修改，形成了国务院文件草稿，提交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文件就是1957年11月19日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第一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中央各部门以及其他各级国家机关，“都必须有一个领导人亲自掌管机关的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工作”。掌管信访工作的领导人要亲自阅批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并对所属单位的信访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机关其他领导人，也都要抽出时间，批办一定数量的人民来信，接待一些来访群众，经常关心信访工作。周总理在《指示》中特别强调，领导人的重视是“做好信访工作的关键”。由此可见，从《决定》到《指示》，对领导同志的要求更严格，更高，更具体，更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从这以后，中央各机关，省、地、县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都明确有一位领导人掌管信访工作，并于同年底，将掌管信访工作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领导，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的名单，分别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后，每隔几年，中央和国务院都要提醒各地、各部门：凡掌管信访工作的领导人有变动的，应重新明确，并报中央和国务院。直到现在，各级党政机关仍然执行周总理的这条指示。在正式发布《指示》之前，即1957年11月15日上午，周总理主持国务院第62次会议，在讨论、通过《指示》时宣布：“国务院的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由曾一凡副秘书长掌管。”同时又明确：“总理、副总理和秘书长也要亲自批办一部分群众来信和接见一些来访群众。”周总理是这样指示的，也是这样做的。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秘书厅主任，每年都要阅批一、二千件人民来信和来访接见报告。l957年初，曾实行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厅主任以及处长定期到接待室接待来访群众的制度。

从周总理制定的《决定》和《指示》中我找到了答案：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按统一的政策和规定办事的，所以，处理问题要靠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将信访案件按其性质，转交中央有关单位和地方政府去处理。为了保证这个原则能够实现，在两个文件中又先后提出了“归口”和“分工”的办法，就是现在实行的“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的雏形。

1957年，毛主席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成为分析、处理信访问题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使信访工作的方向更加明确。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种种原因，人民来信来访数量减少了许多，因此，有的机关放松了信访工作，压误信件的事情时有发生。中央及时察觉这一严重问题，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刘少奇同志要中央起草个关于加强信访工作的通知，并于l961年1月，针对通知草稿中的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强调从中央就要重视信访工作，甚至说：“现在看各部委的报告，还不如看人民来信来得实在。”周总理也多次给予指示。1962年3月27日，他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非常尖锐地指出：“国务院有些部门，有些地方的人民政府，不重视人民群众经过来信、来访和其他方式提出的意见和批评，对人民群众的权利尊重不够。”又说：“任何干部都不允许侵犯群众的利益，侵犯群众的民主权利。”之后，国务院和国务院秘书厅又连续发出通知、规定，196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都强调了信访工作，各地根据文件的要求，加强了领导，充实了信访队伍。

当我了解到建国10多年来，毛主席、周总理确确实实把信访工作摆到党中央、国务院议事日程上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信访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从此，我从思想上认识到了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做接待工作不久，国务院秘书厅考虑到当时的接待室已不适应来访人增多的需要，决定重新选址。起初，即l965年6月，将国务院人民来访接待室由国务院西门外(即府右街27号)迁到德胜门外，并和中央办公厅、人大常委办公厅以及来访人较多的20多个部委的信访部门集中在一起办公，组成了“中央机关人民来访联合接待室”。这个接待室有前后两个大院，前院是办公室和接谈室，并有一个宽敞高大的候谈大厅；后院是来访人食、宿的地方，可同时容纳500人住宿，由北京市民政局管。这样，群众谈问题、住宿都很方便，也改善了我们的办公条件。但这个地方偏于城北，离火车站较远，来访群众下车后，要穿越北京城区，才能到接待室，也有不方便之处。当时，周总理指示，接待室应设在方便群众的地方，让群众容易找；群众出入接待室要方便，谈问题也要方便。后来，决定在陶然亭公园东边的太平街甲八号，重建规模较大的联合接待室，将更多部门的接待机关集中在那里联合办公，接待来访人。同时，北京市民政局筹建一个接待来访人住宿的地方。新的联合接待室紧靠永定门火车站，离北京站也不远，来访人进出北京都很方便。

新的联合接待室筹建于“文革”前，建成于“文革”中。它倾注了周总理的心血。如，筹建接待室的当年，中央机关仅有几百万元的修缮费，周总理从中拨出100多万元建接待室。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他老人家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和情操。这是我到国务院秘书厅工作后，初次直接接触到周总理对来访群众关心、对接待工作关心的具体事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除学生串连外，职工来访量也大为增加。为了接待不同类型的来访人，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先后设立了几个接待室(站)。如，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院内)接待站，主要是接待串连的学生；西城区兵马司接待站(即地质部招待所院内)，主要是接待反映“文革”中问题的来访职工。除德胜门外中央机关联合接待室挂牌外，其余均不挂牌。l966年10月，中央机关联合接待室被来访人组织的“红旗军”冲击不能办公改为红卫兵接待站后，又于l966年12月1日，在月坛中学成立接待室，也没有挂牌子。周总理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研究接待工作，听说接待站为自己方便不挂牌子，非常严肃地指出：你们是接待群众的，还怕人来找?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把牌子收起来?就是要方便群众。不久，各接待室合并，于1967年1月1日成立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大革命”联合接待室，办公地址在天安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这个时候就挂出了牌子，使有问题要反映的群众很容易找到接待室。后来，搬到太平街甲八号办公，直到现在都挂牌子。这件事说明，周总理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与群众心心相连、息息相关，处处为群众着想，事事为群众提供方便!周总理重视信访工作，阅批了大量的信访案件，其中有国内来信，也有国外来信；有工农商学兵、干部、科研人员、艺术家的来信，有孤儿的来信，也有战犯的来信。从内容看，涉及到政权建设、生产建设、人民生活、社会治安、科技、教育、卫生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许多问题在周总理批示后得到了解决，或制定政策成批解决。同时，通过这些批示，也教给我们处理信访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

(一)周总理要求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兹事体大”，必须认真受理，否则，就“有亏职守”。在处理信访案件中，必须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待任何人，即使是犯错误的人，都要以教育为主，贯彻给出路的政策。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定，人心才能稳定，人民政权才能巩固，经济建设才有成效。那种“不教而诛之”，动辄开除是“丢包袱”，是躲懒的办法，不符合我党的优良传统，必须坚决反对和整顿。如，重庆某矿一工人因病不能上班被开除，来京上访。l972年8月1日周总理批示：“如属实，对这类长年矿工病了，应予退休工资或救济，不应开除。”还让国务院业务组负责同志告公安部核实办理。七十年代，广东一些地方对偷渡外逃人员及其家属实行监禁、打骂和罚款等错误做法。我们登了《信访简报》后，周总理于1973年9月23日批示：“这些办法是很不妥，很错误的。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是不打骂逃兵。对抓回外逃人员及其家属必须进行教育，不许虐待。”要广东省和公安部对这种错误做法“好好整顿一下”。对于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如男女作风问题等，有些单位采用开除的办法，简单处理了事。周总理严肃地批评这种处分“未免太重”，是“丢包袱”。周总理对处理人的事看得很深、很远，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经教育，不给出路是不对的，“如何使人不闹事!?”周总理的这些指示，是处理信访问题乃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对信访案件的处理，周总理要求“务必合乎政策，件件落实”。就是说，对群众的要求，要用政策衡量，符合政策的要求，就要满足，而且是要件件落实。这是处理问题的大原则。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周总理要求要“一杆子到底”，就是说，各级组织要上下配合，共同努力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上级机关除处理好自己受理的信访案件外，还“必须追究基层落实情况”。案件落实的标准，是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冤屈，满足合理要求，“务使受害者或有问题不得解决者来信证明得到解决为止，这才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三)周总理还提出整套的处理信访案件的方法。这些方法是科学的、有效的。l957年11月19日，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处理办法，其中第四条“集中整理群众提出的意见，编写简报，送领导人和各有关机关参考”，是周总理在送审稿上亲笔加上的。这一条既是工作方法，也是赋予信访部门的一个重要任务。信访部门有责任汇集群众的意见，并对群众的意见进行系统的研究，综合整理，写成简报上送，供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决策时参考。我们向领导同志反映群众要求的方式很多，其中常用的一种是人民来信摘报。周总理对如何搞好人民来信摘报提出了许多意见和要求，其中有：人民来信摘报要有标题，标题就是摘报的要点，便于领导作批示；摘报所附的人民来信不清楚的要打印。如何保护检举人，周总理教我们在转办举报信时“不许将揭发人的姓名下达”，以免受到打击报复。

周总理教我们做信访工作的方法很多，在这里只介绍这三种。

凡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也都受益于他老人家的严谨的工作作风。周总理对任何事情都很严格，如果发现错误，立即纠正，绝不放过，但又十分体贴和爱护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怎么做才是对的。对于我们报送的人民来信摘报，他老人家也和看其他文件一样，仔细认真地阅读，对错别字、不通的语句、表述不确切的词，都要改过来，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为了避免出现差错，我们上报的材料，一般都实行“两校制”，有时是“三校”，就是这样，也难免会出现错误。l967年2月，有一件人民来信摘报比较急，校对不细就上送了。周总理发现摘报中将一群众组织名称写错，立即改正，并让身边的工作同志转告信访室的同志，××市的一个群众组织叫“狂人公社”，不是“犯人公社”。这件事对我们触动很大，一方面感到工作未做好，给总理增加了麻烦，有些不安；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感到总理对工作极端负责，有惊人的记忆力。当时，全国群众组织那么多，对这样一个群众组织的名字他都记得这么清楚。

周总理对信访工作关心，对信访干部也同样关心。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信访干部辛苦，工作累，要关心他们。人民来访接待室，就是在周总理关怀下得到改善的。现在我介绍一件具体的小事，说明周总理时刻想着信访干部。

1975年周总理病重的消息传出后，河南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一位插队知青，用劳动挣来的钱买了苹果，给周总理寄来一包，并写来一封信，表达他对总理的敬仰，对总理健康的关心。对这件事，周总理亲自作了交代，从他的工资中拿出钱寄给这位知识青年，作为苹果钱，并以邓颖超同志的名义给这位知青复信，表达谢意。还特意说：信访室的同志很辛苦，把这包苹果送给他们。我们信访室每人都分到一只苹果。我这只苹果拿回家后一直未吃，等我的孩子和亲戚来时，大家共享。他们听说是周总理送的，都高兴地跳起来；而我当时的心情是沉重的，手中拿着苹果，心里默默地祝愿他老人家早日康复!

星移斗转，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15年前，他老人家教我们做信访工作的生动事例很多，上面记述的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我见到他老人家时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无论是在国务院小礼堂，还是在中南海海边，他都以机关的普通一员出现在我们中间；无论是在天安门城楼，还是国务会议厅阐述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显示出他那运筹帷幄、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无论是在红卫兵大会上还是接见群众代表的小会上深入浅出地讲解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都表现出他那种卓越的政治家的风度。这一件件往事，犹如发生在昨日，使我终生难忘!每当我们信访工作前进一步，都想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确立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的蓝图。我们只有做好本职工作，才能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处长)

作者：114.238.33.*   回复：0   发表时间：2010-04-14 15:4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