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湘

１９１９年１月，从湖南中学毕业的彭泽湘来到北京，６月，考入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并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在校期间，他与北京大学教师、俄共党员鲍立维，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俄语教师潘格拉脱夫和苏联远东共和国驻北京代表优林开始接触，经常向他们索取有关宣传材料，并受十月革命影响，"醉心于社会主义运动"。不久，他参加了当时左派人士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１９２１年６月，彭泽湘从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肄业后，从事宣传赈济俄灾的工作。关于当时苏俄的灾情，从李大钊当年与社会各界名流联署签名的《"俄国灾荒赈济会"启事》中可以看出，俄国（涅）瓦河两岸１５００英里大的范围内就有灾民三四千万，"拔野草，割树皮，制成草面包，以充饥肠，不是病死，就得饿死"。１９２１年７月，在李大钊的呼吁和影响教育下，彭泽湘甚至放弃学业，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赴俄赈灾代表团。临赴苏俄前，优林给他开了一封介绍信，介绍他去苏联后可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联系。当年１２月，彭泽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见到了该部主任维经斯基。维经斯基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是个革命青年，最好在这里学习一个时期，再回国去干革命工作。不久，维经斯基介绍彭泽湘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学习。据当时也在东大学习的郑超麟回忆，在东大学习期间，彭泽湘经常穿一身学生装，走起路来颇有风度。入学初，虽然曾参加学生组织"今日"派，但他却否定"今日"派的主张。而且很快脱离"今日"派。此后在同学中间，他表现得"有能力"，"有知识"。有一次，郑超麟与他讨论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时，他说他要用经济学观点重新写一本《中国哲学史》。由于他追求进步，表现突出，１９２２年１２月，经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和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莫支部发展的少数早期党员之一。此后，彭泽湘更加突飞猛进，１９２３年秋，他担任了中共东大支部宣传训练委员。１９２４年则出任了让人十分羡慕和追求的东大支部书记，成为中共旅莫青年中的一颗明星。当年他才２５岁。

１９２４年秋，彭泽湘奉调回国，出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他大力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工人运动，推动国共合作，为实现党从研究团体到领导实际运动的转变做了不少工作。１９２５年８月，彭接任王若飞担任中共豫陕区委宣传部长兼军事特派员，主要从事军事统战工作，直属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领导。１９２６年１月，李大钊留他在北京中共北方区委做军事统战工作。四五月间，他再受李大钊委派，前往四川万县，与军阀杨森谈判，达成了杨脱离军阀吴佩孚，编为国民革命军序列，并拟出兵鄂西，参加北伐等协议。这年７月，他又代表北方区委到天津对张伯英（张钫）进行争取工作，促使张返回河南，在郑州发动革命，并开始进行改造红枪会和地方民团工作。

１９２６年９月，彭泽湘奉中共中央命离京赴沪，出任中共鄂区区委书记。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彭泽湘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大力开展对唐生智的工作。彭泽湘在分析了各种形势后认为："当时蒋介石的个人野心已开始暴露，正在收买川、黔、鄂等地军阀，向湘西、鄂北进军，对唐构成压力。唐生智虽然是军阀转过来的，但他受到蒋的抑制，处境困难，想依靠我们来找出路。我们为了做反蒋的工作准备和发展两湖的工农运动，应该有条件地争取唐生智。"经中共中央批准，彭泽湘直接与唐生智谈判，结果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是接受中共政治领导；二是绝对支持湖南工农运动；三是中共在其所属部队建立政治部，由中共党员主持；四是聘请苏联军官任顾问。随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年仅２７岁的彭泽湘出任唐生智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在北伐革命军中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数他最年轻。１９２７年１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蒋介石坚决反对，要求迁都南昌，与武汉进一步尖锐对立。当时奉系军阀张学良由开封、郑州分两路向南推进，直逼武汉。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争论不休。苏联总顾问鲍罗廷、中共领袖陈独秀、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主张继续北伐。彭泽湘开始不同意这个战略安排。但他身不由己，只能执行这一决定，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力劝唐生智，并同唐一起率部前往河南前线，和奉军对峙。这年４月，中共第五次党代会在武汉召开。彭泽湘是大会代表。但因他在前线而未能与会。所以五大代表人名录上有他的名字。随着形势的急变，唐生智也开始向右转，决定"分共"。彭根据中央指示离开唐部到武昌隐蔽。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对彭泽湘说："你必须绝对隐蔽，因为你是何键要干掉的一个目标。他们军队里认识你的又多，万一枪声一响，就会打乱中央的部署。"李立三通知彭泽湘即购船票赴上海转道苏联学习。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彭泽湘入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直辖的列宁学院学习，次年７月曾参加中共六大。六大前后，在苏的中国同志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进行过一场大讨论。其中自然涉及到对陈独秀及共产国际的批评、议论。有一次，有几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同志来找彭泽湘。在谈话中，彭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与共产国际错误指导是有关系的。可是，谁也不会想到，与彭谈话的人将此事报告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称彭反对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指导，要求列宁学院支部开除彭的党籍。列宁学院支部根据张国焘的意见，决定将彭开除出党。彭对此项决定坚决不服，向联共（布）中央监委会提出申诉。联共（布）中央监委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主持了对此事的调查，认为彭的言行尚构不成反斯大林、反共产国际的罪名，故应撤销对彭的开除党籍的处分，继续留列宁学院学习。这样，彭泽湘总算逃过了第一次历史厄运，然而第二次他却没能幸免。１９３０年秋，彭泽湘从苏联回国，到上海中共沪中区委先后担任区委委员、宣传部长、区委书记。当时正是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彭来前担任沪中区委书记的是何孟雄。何敢于挺身而出，坚决反对"立三路线"，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系统意见，遭到李立三的打击。这年９月，被李立三控制的总行委撤销了沪中区委书记职务。出乎预料的是，被新任命的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也是一个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接他们任的彭泽湘也积极参与了这场毫不妥协地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１９２９年３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王明扮演了一个极为可耻的角色。开始，王十分卖力地大写文章批判"立三路线"，实质上他比李立三更"左"，其目的是为了推翻李立三，为自己篡党夺权制造舆论。１９３０年底，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上海，指责当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批判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建议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为扶持王明上台作组织准备。此后不几天，王明召集上海市各区区委干部谈话，表面上是动员大家继续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但着重点是企图改造中央机关。彭泽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李立三等人已丧失了信心，更不相信王明这套班子，而对毛泽东在苏区作出的伟大成绩，却是"衷心向往"（《党史研究资料》（５）第２１３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５年第一版）的。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实际主持了中共中央的工作。但彭泽湘等多数共产党人表示不接受四中全会决议。他明确表示："立三路线已破坏了党，破坏了中国革命。现在的形势，与'八七'会议前，六次大会前没有丝毫程度的分别。"（《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９３１）第４４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１年第一版）由此就招来王明对他的打击。这次会议后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因你不接受四中全会决议，违反纪律，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问彭还有什么话要向党交代，彭泽湘说："我虽已被开除，但我决不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决不参加托陈派，今后仍要从事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活动，作为党的一个游击小卒。"（《党史研究资料》（５）第２１４页）彭泽湘从１９３１年１月被中共开除出党，到１９３３年秋，由于他被蒋介石通缉，一直在上海过着地下隐蔽的艰苦生活。

１９３３年秋天以后，他不忘永远"做为党的一个游击小卒"的郑重承诺，开始与武汉大革命时期认识的后来逃到上海避难的非蒋介石派也非汪精卫派的国民党左派来往，从事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活动。后来他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通过黄琪翔设法劝十九路军蔡廷锴联共反蒋抗日工作上，特别是参与了福建事变。１９３３年８月３０日，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作战，先是败走连城、延平，后又退出水口，福州告急。当时许多人认为，蒋介石出于阴险目的让十九路军与红军作战，以坐视红军消灭这支主张抗日的异己力量而后快，决不会派兵援助十九路军。黄琪翔对此一筹莫展。此时彭泽湘及时向黄提出建议。他说："现在种种想法都很难收实效。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说明十九路军是抗日反蒋的，应该是革命同路的军队，红军不应该把它消灭；如果红军消灭十九路军，正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要求中共中央转电红军领袖，先行下令停止进攻，然后再商量具体条件。这样决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的接受。舍此之外，别无办法。"（《文史资料选辑》（第３７辑）第７７页，中华书局出版，１９６３年第一版）黄琪翔认为这个办法可行，立即写信给陈铭枢，作出具体安排，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毛泽东、朱德会见了国民党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和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即吴明），赞同和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合作。同年１０月２６日，专派潘汉年与上述二人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疆界，恢复贸易，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双方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毛泽东年谱》（上册）第４１４-４１５页，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第一版）"福建事变"后，彭担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要职，主持政府秘书处工作。当时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是李济深，让彭担此重任是他的有意安排。其中原因，李在后来的回忆中指出："彭泽湘与中共有联系，他做省府秘书长。"事实确是这样：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底，秘书处收到红军一封电报，告知蒋军两个师已到达江西黎川，东向闽境推进。陈铭枢知情后主张率部向闽南退却。此时彭泽湘建议："我们现在要坚持革命，请中共驻福建代表电告江西红军领袖调兵增援。"（《文史资料选辑》（第３７辑）第８９-９０页）陈同意彭的建议，并派彭立即直接与中共代表联系。果然第二天收到中共代表转来红军领袖的电报，告知：红军已经出动三个军向光泽、邵武方面两师蒋军衔尾追击，预计一两天可以追上；最好请十九路军派出几架飞机，配合作战，以便迅速消灭蒋军。彭立即将此电转送蔡廷锴。蔡十分高兴，即令飞机大队长派出飞机增援。谁知飞机才买来尚未装配武器。尽管如此，红军三个军仍信守约定，在清流、沙县追上蒋军的两个师。出于作战需要，红军要求十九路军派出一个团驻守闽清，形成对蒋军夹击之势，以求全歼。可是，此时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内部在蒋介石的高压、分化下发生重大变故，已经派不出任何兵力。对此，彭泽湘十分失望。１９３４年１月，福建事变失败。彭再次遭到蒋介石的通缉，被迫逃往香港。
在香港，彭泽湘与李济深等一起继续为反蒋抗日进行活动。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华北侵略日益猖獗，蒋介石反动政府卖国媚日的面目日益暴露，在香港的章伯钧、郭冠杰找到彭泽湘，商量恢复建立第三党。第三党原来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由邓演达和谭平山发起成立的一个政治派别，起初名称叫中华革命党，由退出或被国民党开除的国民党左派和退出或被开除的或失掉组织联系的原中共人士两部分人组成。第一个党纲由谭平山起草，１９３０年邓演达对以上党纲进行修订，并将这个党的名称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纲领。彭泽湘长期以来对第三党的党纲和一些组成人员是有看法的，特别是不同意其中对中共的指责和批评。因此与该党保持距离，包括参加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期间，也不介入第三党的活动。当这次章、郭二人找上门来时，他经过反复考虑，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为了团结更多的人一致抗日反蒋，对第三党原来党纲必须进行修订，突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删除其中批评中共的全部内容。为此，彭泽湘承担了起草《临时行动纲领》任务。彭修订党的《临时行动纲领》时，认真贯彻大家形成的共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该党的指导思想；党的行动总方针是，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把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为了说明党的历史渊源与连续性，在党名之后加上"（第三党）"。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即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改组大会）。彭泽湘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组织委员会书记。这次大会，不仅从组织上进行了改组，更重要的是重新修订了党纲，在第三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１９３７年春，华北告急。彭到北平从事抗日联合战线工作，并经李锡九的联络，当年６月得以赴延安，会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２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已与彭泽湘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们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当日毛泽东还致电潘汉年："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毛泽东年谱》（上册）第６８０页，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第一版）１９４０年秋，彭泽湘因内部人事不合宣布退出第三党，专门担任主张抗日反蒋的李济深的顾问，继续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奔波劳顿。彭为何要到李济深处担任顾问，彭后来回忆说，接受李邀请有三个原因：一是同他在反蒋方面共过事；二是深知他反蒋意志坚定，能接受中共和进步人士政治见解，并敢于发表与蒋不同的意见；三是他在蒋系军队和西南军队中有相当影响，在反帝反蒋方面有作用。当时李济深主政桂林，彭泽湘曾向李进言，保障在桂林的进步人士的安全，为此李没有非法拘捕过任何进步人士。由于重庆国民党军政部严格限制进步人士活动，曾限期强令中共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撤销。为此，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托彭泽湘转李济深，要求在时间上给以宽限。彭泽湘三次为此向李济深请命，致使李承担了违抗国民党军政部命令的风险，对办事处撤销在时间上给以宽限，并在办事处运毕物资后，才象征性地颁布了一纸撤销令。１９４５年初，桂林沦陷后，李济深联络蔡廷锴等到两广南部发展民众武装抗日。对此，引起了蒋介石的十分"戒备"。蒋通过政学系的熊式辉找到此时仍滞留重庆的彭泽湘，让彭带信交李济深，劝李返回重庆。彭经过许多曲折，好不容易在梧州山中找到李济深。李向彭说明他不去重庆的理由，彭十分感动。彭泽湘根据李的意见，起草了一封答复蒋介石的电报，电文中说："你现在这样抗战不行，无民主，无人民拥护。现在只有实行民主，发动人民，抗战才有前途。"还提出："民众要求自卫自治，如果能够这样做，我可以去重庆，否则我还是留在敌后做民众工作。"（《李济深先生略历》（李济深自述），载《李济深诗文选》第１５５页，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５年第一版）此后，彭即随李济深从桂林东南到广东罗定，沿途发动各县组织抗日武装，还联络广东中共抗日部队一起，共同开展抗日斗争。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根据形势变化，第三党于１９４７年２月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正式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湘被特别约请出席会议，并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他受李济深委托专程从香港赴北平对傅作义展开工作，希望争取傅起义，和平交出北平政权。在北平，彭从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先找了山西籍老友、反蒋老国民党员续式甫。续对此事颇为赞成。不久由续介绍认识了傅作义的老友侯少白。侯也反对内战，曾力劝傅作义不担任华北"剿总"司令。经过侯的热心奔走，傅对和平解决北平已有所考虑。开始时出于环境条件，主要是北平当时还驻有１０倍于傅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军统和中统特务无孔不入。因此，傅表示暂不宜直接与彭泽湘见面，同意通过侯建立联系关系。与此同时，彭泽湘又约民盟北京负责人张东荪、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张云川共同参与策动此事。另一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想方设法与中共方面联系。彭泽湘最终通过老友符定一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建立了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可靠渠道。符告诉彭泽湘，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这件事不仅应该做，而且中共方面也赞成这样做。符要彭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并由他设法转交。对此彭泽湘十分激动，于１１月７日、８日接连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第二封信是符秘密去石家庄前数小时，在符先生家里写就的。符定一携彭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于１１月中旬到达石家庄（当时称石门），旋转平山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８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一封电报中写道："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毛泽东年谱》（下册）第３９３页，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第一版）由此，毛泽东调整全局部署，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以战逼和。为了让彭泽湘抓紧争取傅作义起义的工作，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９日，毛泽东起草以聂荣臻名义致彭泽湘的电报，对彭大加赞扬，电文中说："符老先生（指符定一--引者注）带来虚（７日）、寒（８日）两日大示收到，当即转呈上峰，弟个人认为某先生（指傅作义，为保密起见用此代称--引者注）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同上书第３９５页）符临行前还告诉彭，他不在京期间，由另外一位先生与他联系。通过这位先生的联络，彭不久曾秘密会见过一位中共较为负责的杨先生，彭将傅作义的最新表现、要求和动向告诉了他，请他转告中共有关方面。彭泽湘深知聂荣臻司令员电报的重要，立即将这个信息迅速转告了傅作义。不久，傅即派出他的正式代表崔载之携电台赴解放区与中共有关方面谈判。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傅作义被列入战犯名单的新闻发布后，傅颇感失望，贸然决定乘机离开北平，并命令他的和谈代表崔载之返平，中断与中共方面的谈判。彭泽湘闻知此情，立即去找了侯少白，请侯向傅详陈得失，劝其绝不可走。彭还找到傅作义的老师、挚友刘厚同，请刘力劝傅不可采取这种下策。很快，中共地下党联系人向彭泽湘、张东荪传达了中共有关方面的意见，说战犯名单虽有傅，但和平起义后自不成问题；希望傅能与中共合作，勿萌退意。彭、张向傅转达了中共方面意见后，傅较前已平静了许多，特派出他的民事处少将处长周北峰作为他的正式代表，并请彭泽湘、张东荪陪同，再次与中共方面进行谈判。１９４９年１月初，正当周北峰、彭泽湘和张东荪准备出城与中共方面谈判之时，接中共方面通知，让彭泽湘留在城内暂不去参加谈判。彭服从这种安排，继续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

１９４９年１月，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李济深和彭泽湘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先后到达沈阳。彭特致电毛泽东，毛泽东复电对中国农工民主党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湘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年谱》（下册）第４３８-４３９页）

１９５２年，彭泽湘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他翻译出版的著作有：《伟大的列宁》、《美帝国主义与慕尼黑政策》等。１９６２年彭列席参加全国政协第三次大会，并参加小组讨论。值得庆幸的是，有曲折复杂历史经历的彭泽湘，由于包括人民出版社在内的同志大都不大了解他的情况，因此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他竟未受到任何冲击和批斗。当时社人事科惟恐有人追查彭泽湘的历史，在当时"清理阶级队伍"时，于１９６８年４月请他写了一份《我过去四十多年经历的交待》，存入他的档案。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０日彭泽湘于北京病逝,终年71岁。

作者：彭振郊   回复：0   发表时间：2010-08-02 17:5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