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刁

1969年，我们在北京98中学校上了1年半中学，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报名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我们班有47人，分配去黑龙江的有30多人，其他的同学分到了内蒙兵团。1969年8月20日，我们离开了北京，22日来北大荒。当时是副指导员沈学明接的我们，到了连队放下行李，指导员给我们领到了大食堂，看到黄白色的米饭，当时想：这里的伙食还不错吗！第一顿饭吃鸡蛋炒米饭，走近一看哪是蛋炒饭呀，原来是大渣子和大米蒸的二米饭。吃完饭，把我们带到了宿舍,男生在我们隔壁。晚上我还找灯绳呢，根本就没有电灯，是煤油灯。天黑了，我们都开始想家了，集体哭了起来。一会儿，男生宿舍也传来了哭声。

休息之后，指导员说给我们办学习班，听梁永红打火的英雄事迹。可是，我们的心都很浮躁，根本就学不下去。第二天，我们就去找同学了。我们班共分了三个连队，还有12连和6连，我们一商量，去了是12连。到了12连，见到同学就抱头痛哭，呆了一会，又手拉手穿过草甸子，一起向6连走去，足足走了三、四十里路，也不知道累。到了六连，还是抱头痛哭，影响六连的同学没法学习，他们指导员给我们指导员打电话，狠狠的批评了我们几句，劝我们回去了。我们还差点走近大酱缸，幸亏一个老乡给我们指路，才没出事。现在想想，当时真不听话，胆还挺大。

我们都分在了农工班。第一天工作就是脱土坯，老职工徐迷糊说我：你干的了吗？我一看他那样子，吓了一大跳。我害怕他，要求把我调开了

秋收到了，大豆熟了，我们开始割大豆。看着一眼望不到头儿的大豆，心里真高兴，一垅地就是一亩，割起来也不怕累，弯腰割累了就跪着割，裤子也磨破了，手也起了茧子。看着别人干劲十足，自己也不甘心落后。当时我们没有怨天忧人，很单纯，很乐观。在农工班干了3个月后，连长找我谈话，调我到学校去当老师，当时我觉得自己文化水平比较低，怕声任不了这项工作。孙殿亮给我做工作，就这样进了学校。那时，学校就有20来个学生，几个老师有孙殿亮、张金炳、谭玉兰和董振媛。刚到学校，孙殿亮给学生介绍说：咱们学校来了一个新老师，姓刁，叫刁根东。当时，有一个同学说：“刁小三，刁德一。”我一听，就哭了，说什么也不肯当老师，后经校长做工作我才答应下来。那时，我教一年级，高年级也就五、六个学生一个班，两个班在一个教室上课。我们在老房子上课，小小的土坯房非常简陋。我们班有王大勇、范林凤、门爱平、周春梅、柴宝贵、张慧英、熊辉、张建新、秦国富、欧继连、牟红秀、張香兰、高爱珍等。开始，我教一、二年级，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学校也不断扩大，由老房子搬到了砖瓦房，老师也不断增加，学校逐渐走向正规。后来，我只交一年级，老接新生。那时包班，什么都教：语文，数学，体育，图画，音乐，都一个人教。我唱歌不太好，教音乐时，我把窗户都关上，生怕别人听见。天气很冷，孩子们的手冻坏了，我就到地里摘茄子杆、辣椒干煮水给孩子们泡手，经常送他们回家。那时，就想兢兢业业的当个好老师。学校在礼堂排《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我都快冻哭了，当时是真冷呀，还要坚持和学生们一起排练、做道具、做演出服装等，我们的样板戏演的还不错。

文革期间，我们班有个小学生爸爸在劳改（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是个男孩子，他没有妈妈，没人管，长了一身的虱子，衣服也没人给换，很脏。我就把他接到宿舍，给他换洗，其他老师也来帮忙，他在我们宿舍住了一个月。

有一年，学校派我到团部学习，学习完后正好赶上闹灾，抢收泡在水里的大豆，我正好没安排班，就参加了抢收大豆的战斗。早上穿着帯冰喳的裤子下地，晚上穿着湿裤子下班。我身体又不太好，经不起折腾，就病倒了，得了风湿病，后来住进了医院。老师们经常去看我，对我无微不致的关心，尤其是郭苏世，像个大姐姐似的。出院后，我回北京养病，在北京一住就是一年。回来后，张金炳就不让我当老师了。那时，连里就我干一些杂活儿，干了几个月，又调我去托儿所工作。当时，托儿所只有几个家属，有谢家玉、王大娘、老高家的小何。大一点的孩子没人教文化，我就担负起了托儿所的工作，教点儿歌，带他们玩，喂他们吃饭，我很耐心的。那时，我们十五连的托儿所在团里也属于先进的。1978年，我返回北京。当时孩子们送我时的情景至今留在在我脑海里。

总之，那几年在连队和孩子们打交道，和他们有了深厚的感情。现在，他们都已是成年人了，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前几年，先后有张东升、熊炎、艾虎、门惠民、钟照海、钟照明、王大勇、范林凤等来北京看望我，真是太亲切了。

作者：121.234.212.*   回复：0   发表时间：2010-08-03 05: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