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漆

外爷外婆祭

――写在外婆去世二十年外爷去逝十周年后



大约数月前，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外爷死了十年了，想做些纸活祭奠纪念一下，问我怎么办？我说按当地的古规办吧，需要多少钱告诉我，现在我有能力花点小钱了，可是外爷外婆早都不在了，扎几个纸人纸马烧掉又有什么意思呢！妈妈说还是烧些吧，你外爷和外婆在那一世肯定也很苦很受糟贱呢。
外爷与外婆活着的时候，我就总想着为他们写点儿什么，但直到他们全都死了，我也没有写出什么来，现在外婆离开我二十余年，可谓墓木已拱了。外爷离去也有十一个年头了，由于我自己近年来离奇古怪的事情中，每当绝望无助之时，总是想起严厉的外爷与慈祥的外婆，所以写下这篇文字，权且算是对自己灵魂的安托和对外爷外婆的纪念！


一

外爷姓任，官名讳朝栋；外婆姓雷，可我真的不知道她的名讳。他们家就在离我家五里山路的任家门，从我家曲里拐弯地翻过几座山头，就到了他们村里。他们村人口相对我们村要少，虽然土壤的肥力差不多甚至他们的更好更平些，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村天生总是没有我们村“富庶”，也就是说吃不饱饭的人更多些，我的外家许多户人家，我小时候去玩的时候，甚至连吃饭的碗都没几个。孩子们总是露腚光脚地在烈日或风雪中奔跑，好在他们也不得病，不像我这个“富家”子弟，常常胃疼得死去活来，人也瘦得跟火柴棍儿一样。
外爷中等个儿，身子很直，走路周正，方方的脸极其威严，有点儿怕人，但他笑的时候眯眯的很好看，他留着一撮小胡子，衣服虽然缀满补丁，但穿得干净而整洁，看起来不像是个农民，而像公社干部。外婆腰像一张弓，因为干瘦干瘦的，脸上胳膊上都露着青筋，脸型长而窄，眼眶掉在外边，两个眼睛经常因为哭而红肿，像要滴出来，两只小脚上连着一双麻杆腿，走起路来摇摇摆摆，随时像要折断。她永远都在咳嗽和喘息，且呻吟不断。
外爷家只有一座孤零零坐西朝东的大房子，没有院子；东面是我的大姨家，南北相对的两座小房子，中间一条小水沟将两家隔开。外爷的大屋，多年失修，总是漏雨。炕在北头，灶在南头，中间大空地儿高低不平，靠墙溜边儿支着三个大柜，中间柜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张长年累月被烟熏得快认不出来模样的毛主席像张。炕上有两个小箱子，上面放着一根毛毡两床破被子，户窗矮小，正门关起来总是不合扇，任凭小猫小狗的在下面进进出出。他们家的全部家当就这些，但在当地已经算是赫赫有名的大户人家了。
外爷是党员，头脑极其灵活而健谈，关键还在于他不仅仅是健谈，而且善谈，他能够在不同场合把话说得恰如其分，点滴不漏，这点和我的爷爷成鲜明对比，爷爷说话不怎么考虑周全，随口即出，得罪了人他自己都不知道，可惜的是我继承了爷爷的这一份儿，吃了无数的苦头，至今仍旧。而外爷那份儿给了我的妈妈一些，剩下的他自己全带走了。
外爷年轻时习拳弄棒，兼习阴阳术数，是一个厉害的角儿，据说还“飞”起来过一个阶段，当地无人敢惹他。土改以来，他走了正道儿，表现积极，入了党，一心想混个大队干部做做，但命中无有，一生连生产队长也没有做到。我上小学时，他还在本村教过两年书，我一到他们村里，他就让我给他的弟子们领读，在他看来我读的是好极了，因为他教的学生每读一句话，都被他领读的带个尾音儿，听起来怪怪的，说不像说，唱不像唱。
外爷在旧社会同时有两个老婆，也就是说我有两个外婆：头一个外婆生的我大姨和我妈妈；第二个来时即带两个女娃子，年纪都比我妈大。我的亲外婆死的太早，我都没见过，所以我这里说的是第二个外婆，实际按血缘论，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老俩口四个女儿，却无有一子。我猜想外爷当年一定是经过无数次考虑，才给我大姨招了赘，一来大姨是老大，二来是他亲生。另外两个姨姨，一个原本也嫁在我们村，后来受不了大伯家的折磨，跟当兵的丈夫去了新疆；一个嫁到川里做了城里人，自然看不起山里人，加上路远，日子过得也紧巴，所以很少很少往来。我的妈妈被许配给我父亲，据说妈妈好像还一万个不愿意，被外爷棍棒勒令出嫁，因为我父亲木讷无言，且幼年因生痘而脸上落下了一些麻子，从表面看起来实在配不上秀异水灵的妈妈。我想外爷当时留了点儿后路：小女儿嫁到邻村，万一将来自己有个三长两短，招之可以即来。后来事实证明，外爷的第一个决定绝对是他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因为我的大姨夫和大姨妈，几几乎将老俩口活活折磨致死；但他的第二个决定又是他一生最正确的决定，因为如果没有我的妈妈，外爷和外婆也许会冻饿身亡，尸骨都很难入土。
然而，我每当痛苦绝望的时候，就很怪怨外爷，如果他当时把我的妈妈留在身边侍候他们，就可能不会有他们后半生的可怜与磨难，也就不会有我妈妈永远流不完的眼泪与痛楚，更不会有我四十年来的无奈与煎熬！
因为天之生我，除了给别人添乱外，我总觉得实在无点滴之必要！


二

外爷虽然没有做成官，但他与官的关系很是熟络，无论生产队、大队还是公社干部，都和他关系极好，他还认识城关公社的书记那么特大的官儿，有人甚至说他认识县委书记，但我总是怀疑，因为他自己没吹过。老俩口都是极热心的人，四邻有难，他们总是竭力相助，与周遭族人邻居和睦相处，虽然不被女儿女婿待见，但在本村却有着很高的威望。
我的大姨夫自从入赘后，就和外爷外婆横竖过不去，而无能偏理的大姨妈总是站在丈夫一边，叫跳着骂我的外婆――那个与她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不死的、老嫁汉婆娘。我经常在外爷家都能看到相同的一幕：火力十足破口大骂的大姨和流泪发抖只呼天杀的外婆，还有横刀立目、跺脚高跳的大姨父。无法共处，他们很快就分了家，外爷这种情况又不能算“五保户”（给孤寡老人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而他又年轻时游手好闲惯了，砍柴犁地之类不大干得来。幸亏他和队长关系好，生产队总是照顾外爷，做的活也轻省，而且分麦秸草根总多给他们分些，不至于连做饭的柴都没有。每年过年的时候，外爷家里没有硬柴烧火盆，我从能背得动东西的四五岁起，就每年和父亲在寒冬腊月从家里给外爷背柴去，老远就看到小脚老太太倚着门框，满含热泪幸福地等着我的到来，她总是跄跄地颠过来，把我的柴背子歇下，在我肩背上摸摸捏捏，心疼地反复念着：我的孝顺娃给我送柴来了。又数叨我父亲给我背的太多太重了。父亲不说话，默默地在门外边把柴背子解开码好，而我则享受高级待遇，坐在炕上像饿狼似的撕扯着吃热腾腾香喷喷的葱油饼。
外婆做得一手好饭，我总觉得妈妈做的饭不如外婆的好吃。外婆能切细如龙须的臊子面，她烙的葱油饼又薄又脆又香，连公社干部都爱吃，就是蒸的馍馍，她的面也发的恰到好处，蒸出来的馍松软可口。即便是煮土豆，她煮的也总是裂纹花开的均匀，面饱粉酥，没有多余的水份，口感极佳。因为这个缘故，大队或者公社来干部下乡，只要到他们村，总是安排在外婆家吃饭。每当这时，外婆就会十托九转的捎过话来，我迅即闻风疾动，她总是会留点儿好吃的给我。偶尔我要是赶不上，她就会把吃的存储在她的黑陶罐儿里，过几天等我去了，好吃的早已发霉长毛了，心疼得她就巴塔巴塔地掉眼泪儿。
正因为如此，不喜欢热闹，最最不喜欢走亲戚的我，唯一愿意去那怕天天去都愿意的就是外婆家。有时我和妈妈走在山路上，会碰到狼在前面的路口嬉玩，我们就蹲在土坎儿下藏着，直到那些家伙玩够了迈着方步离去，尽管如此危险，我仍然想去外婆家。
我家有个小菜园子，种着很少很少的韭菜、甜菜、胡萝卜、香菜、葱、蒜之类，妈妈舍不得吃，但总是隔三岔五地给外婆带些去，那怕是夏天采几颗草莓，秋天摘几只野梨，也一定要给外婆送去，假如这梨果较少或较难得，她一般会亲自护送，因为怕我一个人去走在路上忍不住就会吞掉两三个。家中逢年过节有点儿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给外爷外婆留出一份儿。有次因为祭神杀了只鸡，我在锅里只找到一根鸡腿，就讽刺妈妈把另一只又留给了他爹娘，妈妈骂着没良心的东西，提着檊面杖满院子追着打我，直到我三十来岁，妈妈还不依不饶地提到过这桩事。
外婆因为小脚，腿不好，走路慢，所以极少到我家去，但外爷十天半月总是到我家来，这对我来说是欢天喜地的事儿，理由有两个：一是他总会带几块洋糖或一支铅笔什么的，决不空手来；二是只要他在，妈妈就不敢打我，我可以到外边和小伙伴们一起痛快地玩个鸡飞狗跳羊上树，直到夜幕降临，才收兵回营。吃完晚饭，我就在小炕桌上写字儿，外爷总考我识什么字，其实我认得比他多多了，但他仍会弄出几个我不认识的字，得意地揪着胡子坏笑。夜里睡下，爷爷的炕太热，我就滚搭在炕沿上睡着练单扛功夫，老哥儿俩就开始躺在炕上闲聊，从盘古开天到当年的收成，都是他们闲谈的话题，我早起醒来，他们好像还在说，也不知他们到底睡着了没有。
外爷没做成官，他就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孙子辈儿上，大姨生了一个表弟一个表妹，虽然他们不照顾老人，但这两个孩子却总在外婆跟前吃喝。表弟虽然小我一岁，但被外婆养得圆墩结实，只要我俩在一起，外爷总是把他的毡铺在炕上，然后做裁判让我俩摔跤，刚开始我还基本能赢，年龄再长我越瘦弱，表弟越壮实，我就十摔九输了。表弟念书到小学四年级就逃学，外爷想尽了办法，仍然无用，最后只好歇菜了。小学所在的紫石沟，离外爷家比我家近，所以我常常跟他们村的同学到他家住宿，外婆就变着法儿的给我做吃的，虽然都是杂面土豆，但她做的就是好吃无比。早晨爬起来，我拎着破书包就往外冲，外爷还在睡梦中，但这时他就会突然威严地一声低喝：洗脸！于是我只好乖乖地缩回来，打半碗带冰块儿的水故意碰的叮噹响，在脸颊上左右抹两把。当我再次起身时，他又一声低喝：脖子！我只好又蹲下身子，用指尖沾点水儿，在脖子上像抹花露水儿似的点两下。他当然不满意，扭着脖子嘟囔喝斥着让我重来，但我早已飞奔在上学路上了。
小学时代，大概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时期，这其中幸福的一半，就是因为有外爷和外婆的疼爱和珍护，有一个我睡里梦里都向往去的温暖的地方。


三

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老实巴脚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爷爷坐过火车，走过西口，盘过汉中，已经跨了甘、陕、川三省，在村里是开过眼界见过世面的名人了。但他却极其怕事，因为他在解放前入过“壹贯道”，他说当时他的妈妈我的祖奶奶有病，听布道的人鼓吹说入了这个道，他妈妈的病就能不医而愈，所以他就入了，但他妈妈很快也死了。他说这个东西国民党共产党都反对，也不知是做什么坏事的。文革期间，只要有风吹草动，爷爷就怕的要命，开会都不敢往前坐，他常说不知道这片树叶哪天会掉下来砸破头。因为这个缘故，他事事忍让，不敢出头，可是又说话刁怪，常得咎错，被生产队干部批判。而父亲完全继承了爷爷的风格，在本村都很难出人头地，一到外边根本连路怎么走都不辨。父亲个子不高，但唯一有的就是一身使不完的蛮力，他力大如牛，生产队所有苦活累活脏活都少不了他，那些初学耕地的蛮牛犊子，多半是被他调教出来的，那可真是花死力气跟牛较劲的活儿。他把我家的自留地侍候得苗壮穗实，墙院上到处都是他码的柴垛子，烧起来既顺手又火旺，连根刺都没有，家里的家俱什物，经他修理，拿在手中就舒服好使。我那时觉得我的父亲是天下最好最能干的父亲了，但妈妈总是无穷无尽无日无年永不停嘴地抱怨父亲说，天下男人不是这样的。我真是恨极了妈妈，一听到这话就想：妈妈心目中，天下的男人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等我十二岁出来混天下且处处碰壁的时候，我才渐渐明白了妈妈的话，天下男人的确不能只是父亲那样的啊！
因为如此的关系，我家的事情，如果需要外交活动时，每个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爷。我总觉得，我的外爷是无所不能的，天下就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就是我要天上的那颗最亮最亮的亮明星，等我一觉睡起来，保准被他搭了天梯摘到，笑嘻嘻地放在我的手里！
那个年代，买一块布头，称一斤棉花，打一斤煤油，买几张字纸，多半是要凭票的，就是买一个装水的大缸，也要走后门才能买到结实不漏水的。一般的农民，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这些东西。因为爷爷和父亲没黑没明的勤劳，我家的家俱什物总是比别人家多些，不至于到邻居家去借碗筷的程度，妈妈说宁肯让别人来借，也不要常常去借别人的。有时家里来了亲戚，没有白面（小麦面），不得已借别人家一碗面，来时是虚虚的平一碗，妈妈还人家时总是高高的压得实实的一碗，她说这样才能不亏别人，下次才能再借得到，这些事妈妈就摆平了。而需要办再大点儿的事，就需要外爷出面。爷爷给生产队养蜜蜂，自己家也掺着养了几窝，外人并不知晓，因为那是属于资本主义小尾巴，会被坚决割掉的。因此我家总存点儿蜂蜜，妈妈连我都不让吃，因为这相当于我家的银行巨款，轻易不能动的。万不得已需要外爷出马时，妈妈就会小心翼翼地装一小瓶给外爷，外爷就带着去找各色人物，办诸样事体，然后带回家里需要的物品。
因为生活贫困，营养极差，我的弟弟到学走路了，两胯骨嵌窝间仍不能长肉合在一起，又浓又水的，外爷从老远的地儿求着搬来了医生，医生说要打一种针剂叫做“维生素B12”，此药极缺，外爷大概用了半月的时间去求人，也不知花了几小瓶的蜂蜜，有一天他终于喜气洋洋地带回了救命的药。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场景：外爷从身上缓缓地掏出几盒药，郑重地放在桌子上，我们全家像对待请来的神灵似的都虔敬地伸着脖子去看，妈妈更是抖着手凝着气打开了一盒，里面整齐地排着一瓶瓶的药水，那颜色竟然是血红血红的。爷爷像看明白了似的点头说：难怪这么金贵，大概是老虎血做的吧！弟弟打了那针，竟然真的就能走路了。我从那时起，就想像这是一种极其贵重而难得的最昂贵的上上等药，上大学后，有次无意路过一家药店，就好奇地问店员B12是一种什么药，他诧异地看着我说：一种便宜的常见药！从此，B12在我心中的神圣感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读到小学五年级时，要学珠算，可是我没有算盘。我的两个同学，一个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自然有算盘；一个的哥哥学过，家里有算盘；但我却没有，我躺在地上脚蹬腿踢地干嚎着威胁父母，没有算盘决不上学。但家里实在是没钱买一把要花三元钱的算盘，父亲无奈只好半夜到邻村到处打听去借，但都没借到。这时自然就想起了外爷，神通广大的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把，虽然缺了几个子儿，架子也快散了，但总算是有了。好在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我的算盘打的极好，珠算老师有时吊在了黑板上，就说要考考我，我上去几下就给他解了套儿，他就故做端严地说：嗯，还不错，还不错！我算也是这样的。
我的外婆也没闲着，外爷的毛票总是折成一小叠塞在炕席的角下，外婆不敢动的，但她总是将一分两分的硬币偷偷地存起来，她不认识钱，但等攒够五个大大小小的硬币时，就悄悄装到我的身上，让我去买铅笔纸张，她还要把我的衣服口袋翻出来，看看是不是已经破洞了，破了就给缝实了，以免那几枚宝贝掉了。
我和外爷村里的一群小伙伴关系好极了，一起玩时我总是稳坐军师的宝座，地位是极高的，这也是我愿意去外婆家的又一个原因。有一次，我们五六个小伙伴在村学里玩，老师将钥匙给了一个大孩子，让他看护屋子。记得是冬天，我们将炕火烧得极旺，火焰在炕洞口往外直蹿，就像挺着脖子的长蛇在扭舞。我们开心地在炕上玩扑克牌，等大家闻到焦味儿时，炕边的两张地图和墙上的东西全都烧着了，众人七手八脚扑完了火，商量怎么赔这个世界地图，在哪儿能买得到，我忽然发现我的一只“解放”牌球鞋被烧掉了半个鞋根儿，那是第一次穿的崭新的我盼了多年的鞋啊！我的世界立即坍塌了，不敢告诉外爷，我只是告诉了外婆，她把我揽在怀里，拿着锥子麻线碎布，一边安慰长嚎流花了泪的我，一边仔细地给我钻着缝鞋，她知道我这样回家一顿暴打是躲不过的，把鞋弄好后就拄着拐棍儿陪我回家。她说孝顺娃啊你别怕，如果你妈敢打你，我就用柺棍儿抡她。
在冬日静谧严寒的黄昏，一对瘦弱的祖孙，缓缓地走在崎岖跌滑的小道上，拐棍戳在雪地里有节奏的响着，还有外婆的咳喘声和我的啜泣声。我太想太想我的外婆，我真想把她老人家从棺材里起出来，我多么想再能那样走一次，让她听听我现在的悲哭声，我已经多年没那么畅快地嚎叫着痛哭了，我的哭声都噎在心里，眼泪都咽在胃里，不能消化，无法排泄。一个人，如果连哭泣的地儿哭诉的对象都没有，这大概也是人间最悲凉的事了吧！


四

好不容易我上了初中，没地儿住，又是外爷出马，找到他同族姐姐嫁在中学所在地的亲戚家里，让我暂栖。我一个人睡觉，冬天睡在没有烧过的土炕上，冰冷严寒得和睡在雪地里没有太大的区别，外爷杀了他喜爱的大黄狗，将狗皮给我做了褥子，他说睡在这褥子上就是睡在火炕上，但实际我觉得还是睡在冰窖里。这张狗皮我铺了整整八年，最后拦腰断成了两截。外爷每次来公社开会或者办事，都要来看看我，给我一两毛钱，外婆自然会带些好吃的馍馍之类，问问我是胖了还是瘦了。我因为离家远住校读书，也就去外婆家少了，但每年夏天要帮他们收割自留地里的庄稼，直到把粮食装入柜中，到了冬天，也仍旧要送他们硬柴。
初中毕业，已经是打倒“四人帮”了，不再凭家庭成份由贫下中农推荐入学，我在朋友给的五元钱五斤粮票的帮助下考上了高中，但因为常年累月的营养不良，又长期睡在冰冷的土炕上受潮气浸蚀，我的身体过度失调完全垮掉，支撑不了正常的学习与生活，勉强熬到了高二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平常三个小时就能赶回家的山路，我花了大半天歇了无数次才爬到家，一头倒插在炕上即大病不起，全身从脸到脚起了一身的疱疹，痛痒至极，艰于喘息，整个正二月都不能下炕，慢慢地歇缓着身子强一些了，我就发誓不再读书。因为我是高二毕业班了，不打招呼就辍学，所以据说县一中给我发了《遗业证》，但我从来没见过此证。
也就是在那年，甘肃农村也实行包产到户，先是将一个村分成三个自然组，没过多久，就完全将土地承包到家庭。于是，每家每户都分得几亩地，当时好多农民以为这是闹着玩的，政府过不了多久就会又合在一起，所以在挑选土地时根本心不在蔫。我当时感觉政府是认真的，所以我和爷爷当时也极其的认真，我们在家里反复研究了各种土地的优劣，在开会挑选时只要轮到我家挑，我们肯定会挑到那个等级差不多是最好的地，所以我家的地还算不错了。除了土地，生产队的牲畜农具也全分了，牛羊马驴骡，自然都分了，有的几家合着才分一头。这一分啊，带来的间接效果是几乎大半的适龄儿童，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放羊娃。每当夕阳西沉，从远远的山路上就会响着一窜窜的铃铛，走来一群群的牛羊，后面跟着一群叽叽喳喳的牧童，人数和牛羊的数字差不多。我不知该用怎样的心情，是悲叹还是欢笑，来形容这样的一幅田园归牧图！
有天夜里，已经是家家睡定万籁俱寂了，父亲听到大门外有人喊门，开门看时，原来是外爷，身后还牵着一头小小的黄牛犊子。进了家门，点了灯盏，爷爷烧起了火盆，才看到刚硬倔强的外爷竟然哭的眼睛都肿了。原来他们村分牲口时，老俩口本来分不到的，但经队长特殊照顾，给他们分了这头牛犊，外爷没地儿圈养，就赶到大姨夫家的牲口圈里，被大姨夫半夜轰了出来，如是往复数次，老人没办法，只好栓在自己的炕头，牛犊与母牛分开就急，加上又不习惯和人杂居，就顶门刨地哞哞的叫，吵的左邻右舍也难入睡，计出无奈，外爷只好将牛连夜牵到我家来。他哽咽着对爷爷说：亲家！你们养着吧，长大了是头好牛！妈妈坐在门槛上，无言地满把抹泪，只有弟弟兴奋，抱着小牛直喊亲切。

作者：漆元颂   回复：0   发表时间：2011-03-19 15:1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