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元安

中国高举科学发展旗帜走社会主义道路！
——桑园·春来

展望历史，中国只有高举科学发展旗帜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人民生活安康幸福神州昌盛。
西欧资本主义初兴时，有些先进的思想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才合乎人类情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由于自己内部的矛盾而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是人类的发展优越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发展社会生产，世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等方面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科学发展真正造福于人类社会。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直到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到５０年代，西方国家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争，魔爪伸向了中国，中国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觉醒。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 在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封建的土地关系一直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先后相继的统治政权无不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基础，并且一直维系封建土地关系。中国社会虽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但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主义，所以称为半封建社会。有些封建的统治制度直至今天也还惯性延续， 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这就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成了半殖民地。 １９世纪末年和２０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国家包括英国、沙皇俄国等欧洲诸国，加上北美洲的美国以及再就是在东方后起的日本。它们把世界上几乎一切经济落后的地区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从１６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的历史，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殖民者所到之处对落后的部落、民族进行野蛮的掠夺和剥削，资本主义侵略者按照自己的野蛮面貌来改造世界。殖民统治，“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的对照特别鲜明。只在殖民者居住的少数城市和地区中有“繁荣”和“文明”的景象，而广大地区笼罩在贫穷和黑暗中，人民受着重重的剥削和压迫。到20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狂妄以武力来独吞中国，结果遭到彻底的失败。１９０５年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更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纲领，并且为实现这个纲领进行了许多斗争。孙中山已经看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并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是目的还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辛亥革命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一些标榜无政府主义或某种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党派或社团，因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没有什么生命力。除同盟会扩大改组成的国民党外，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较有影响的是以曾参加戊戌维新的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梁启超和其他一些进步党人倾向于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既不反对帝国主义，也不反对封建势力，反而依靠封建军阀势力。进步党屡经改变自己的名称，终于成为一个只是在官场中朝秦暮楚、追逐名利的小集团。 国民党在民国初年成立后，混入官僚、投机分子，失去了同盟会原有的革命性质。１９２３年，孙中山下决心接受苏俄的援助，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国民党的改组，这才使国民党有了新的生机。１９２４年１月，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从辛亥革命后的１３年里，还从未举行过这样的大会。孙中山于１９２５年逝世。国共合作的局面暂时还保持着。国共合作，两广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工农运动的兴起，才有了北伐战争，国民党才在全国人民中有了信誉与威望。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如果能够进行到底取得胜利，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提出的纲领，主要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打倒军阀，使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实现这些纲领当然并不是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纲领中还有“节制资本”一项，就是说，中国将不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让少数资本家垄断国民经济。但这也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半途而废。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国民党是依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成果，又是通过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取得全国政权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棉纺织业，民族资本是在衰落中挣扎，而兴旺起来的却是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 国民党政权不能解决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独立的问题，它自己的生存就是靠帝国主义支持的。它内部派系林立，各实力派互争夺势力，甚至导致大规模的内战。国民党政权不但不能实现孙中山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地，而且不能实行它自己提出过的“二五减租”，因而封建的土地关系丝毫没有改变。国民党政权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然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国民党在掌握全国政权后不仅背叛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宗旨，也背叛了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主张。 在国民党开始取得全国政权时，中产阶级曾经指望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完全绝望。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１年成立时只是几十个人的小党。那时共产党人曾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当前的任务。但不久他们就懂得，为求中国社会进步，革命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起。由于积极参加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７年的国民革命，共产党发展到近６万人。１９２７年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惨遭迫害。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主要在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红军，建立根据地。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的问题并不是中国要不要实行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当时它所做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消灭封建土地关系。没有这种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下一步的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说：“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另一个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日益成为首要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且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这就促成了包括同意抗日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战争，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毕竟坚持到取得最后胜利。由于共产党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群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结束时发展成为１２０多万人的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政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及多党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共产党为了实现符合于全国人民愿望的国内和平和国家的民主进步，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国民党曾经表示同意，但是它终于背弃诺言，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可以说，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实行反共，导致国民革命功败垂成，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顽固拒绝民主联合政府。 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论联合政府》中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就是共产党当时愿意和国民党在合作抗日以后继续合作建国的根据。 共产党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并不是说中国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已经考虑过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将成立怎样的国家的问题。一方面他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一方面他以为不应该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因为他担心这将导致下一次流血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也曾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在20世纪３０年代曾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概念。既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起重大的、以至领导的作用，那么革命胜利后就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非资本经济”是不会发展社会的 。４０年代，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这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这个问题的明确论述。毛泽东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人民群众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个国家所实行的经济，即发展资本，性质是人民的。富裕祖国的。享受好日子是大众共同的。概括地说，就是“人民银行、国有工业、国营商业，归共和国所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当然，实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不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前提。 但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并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相反地，他们欢迎美帝国主义来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在实际上统治中国，指望得到它的支持，也的确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国民党领导集团也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封建主义，不愿意用民主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来代替封建主义。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任何有利的条件，却在自己身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这个官僚资本在战前已经形成，抗日战争期间大大发展起来。它利用抗战时机垄断金融，乘私人资本战时战事混乱而进行并吞，又从美国的财政援助中克扣私分。战后，通过接受沦陷区的敌伪财产，不择手段地掠夺人民的财富，官僚资本膨胀到了极点。为什么国民党在这场它自己挑起的内战中一败涂地？因为它失去了民心。不仅工人群众、农民群众、青年学生群众反对它，而且知识界的爱国人士如大学教授中的多数、民族工商业者中的多数也反对它。可以这样说，许多本来指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抛弃了国民党，因为他们已看出，这样一个与封建地主阶级相结合、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势力，是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的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彻底孤立，它不能不失败。这就最后确定了这样的历史的结局。中国不可能由某种代表资产阶级的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土地问题、民主和统一问题。 除了共产党以外，旧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或者是压迫工农群众，或者是害怕工农力量的充分发动，或者是没有能力发动工农力量；因此，这些政治力量或者只能依附于帝国主义，或者畏惧帝国主义力量。要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势力，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能够这样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最大多数，是迫切地要求革命的最大力量，但又由于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条件而带有某些落后性。如何发动这个力量，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是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共产党能够解决。 既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发展资本主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共产党清楚地了解，只凭主观愿望是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１９４９年胜利前夕，共产党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二、没收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就是最早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毛泽东说：“官僚资本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在解释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条纲领时，毛泽东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被取消，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不复存在，全国土地改革完成，因而民族资本的发展得到了在旧中国从来未有的有利条件。当然它不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人民政协纲领》明确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帮助其发展。”“在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就是说，它的发展应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它的发展方向也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已经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这主要是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国家的支持，不可能不和国营经济发生各种联系；它转向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必然的趋势。１９５６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在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大致估计的时间表快得多。这是由于客观形势造成了这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是任何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证明党和国家在这方面所实行的政策是完全符合于客观需要的。中国的确没有经过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更没有经过发达的或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不可能经过那样的阶段。但是中国是以特殊的方式经过了资本主义。虽然不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因此也就有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否则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又产生了许多失误，这些困难和失误都同原有的底子“一穷二白”，经济和文化落后有关，而其所以“一穷二白”，就因为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历史没有容许我们经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我们只能跳过这样的阶段，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留给中国人的可以说只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当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另一条道路就是实际上我们所已经走过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有没有其他发展的道路。不论国际条件是否容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容许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不发达一步步走向发达。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底子上，蹒跚地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那将发生多少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人民将为此付出多少痛苦和流血的代价，可以这么说，在旧社会中成亿的人民流离失所，成百万的贫民在饥饿中死亡，成百万的妇女沦为娼妓，这些社会现象只会重演。 这样看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经过新民主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并不是走了一条“跨越”的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倒是几倍、几十倍地艰难而曲折，并且是看不到前途的，或者是可以预计到有大规模流血斗争和革命的漫长的道路。 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62年，的确遇到了许多困难，发生了许多失误，但是现在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已经达到的成就，决不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能够做到的。 人们在历史发展中是能够起主动作用的，但是并不能任意地选择前进的道路，而只能在历史所已经准备下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选择。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我们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资本经济学补充学习许多别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会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必要的东西，那是对的。 这里要简单地说一下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只有消灭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所有制，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是对立的。但就另一方面看，最终消灭私有制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所准备下来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时候，要继承和利用社会化大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又有继承关系。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次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说来，社会资产越丰盛，当然越有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全世界的时代，资本主义的整个链条首先在哪一个环节上被突破，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里起作用的既有国际条件，又有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等等。 在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也曾类似地提出这项任务。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接着他又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这些话毫无疑问是对的。 一个国家中，原有的经济基础虽然落后，但具体的历史条件使得无产阶级可以领导人民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它就不应该退缩不前。 但是，在开始社会主义事业以后，就必须充分估计到缺乏足够的资本缺乏而产生的困难，因此就要善于使用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十分重视学习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经验和知识，包括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间忽略了这样做的必要，甚至以为，如果这样做就违反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原则，那就完全错误了。 中国现在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实力已经比62年前大大增强，但是我们如实地承认，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在这以前一个时期中形成的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观念，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城乡经济的种种政策和措施。诸如在农村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前提下力求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个体经济和各种私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激活社会发展的生产力。从这些做法中固然可以看到我们并不拒绝吸取以往的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的经验，但是这并不是什么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势而采取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措施。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外开放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对外开放之所以重要，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就因为我们有必要向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许多为社会主义所必要的、而我们又缺乏的东西。 为了学习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重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得更好、更快、更科学。 我们所要学习的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必需的东西，对于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的腐朽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摒弃。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大地中，虽然还是幼年的植株，但已彰显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自发地生长壮大起来的。只要善于培养，中华儿女一起高举科学发展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谋大众生活幸福，想天下人民日子困苦所需，德育精神安生生活好的夙愿。脚踏实地的洒勤劳的汗水浇灌，她就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华夏子孙幸福安康祖国繁荣富强。

作者：桑元安   回复：0   发表时间：2011-08-25 1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