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刁

作者：马鹤青
1981.07.08 人民日报
紧张的麦收时节，兰考县委书记刁文从乡下回到县城。他满头大汗，一身尘土，见人就笑：“你没想到吧？大旱之年，咱们小麦丰收！”他晚上开完公社书记会，第二天一早又骑自行车下乡。五十四岁的人，干起工作还是劲头十足。 刁文是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３日，接受中共河南省委的任命到兰考的。上任以前，他再三向省委说明：“我当县委书记以来，犯过不少错误，还在写检讨。兰考的担子更重，怕挑不起来。”省委的回答是：你过去的错误我们都知道。让你去兰考是省委讨论决定的；相信你能改正错误，挑起担子。 刁文刚到兰考，“造反”人物就抢先到街上刷大标语“热烈欢迎刁文同志来兰考主持工作！”“向刁文同志学习！向刁文同志致敬！”刁文对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大家帮帮忙，把那些标语覆盖起来。要告诉大家，我是犯过错误的人，不值得学习，更不必致敬！” 这不是一般的谦虚。在刁文那个简单的行李中，有个牛皮纸袋子，装着他二十年来写的许多份检讨，他走到哪里背到哪里，时常拿出来翻阅思考。 “这是我的财富！” １９５４年，二十七岁的刁文担任共青团许昌地委书记。他带领青年们，专听党委有啥号召，说叫学习，饭不吃也要学好。一见突击任务，就立即往前冲，工作上总有使不完的劲。两年以后，他被任命为禹县县委书记的时候，还不知道党的县委书记担子有多重，怎么挑。他到任不久，就遇上轰轰烈烈的反右派和惊天动地的“大跃进”。“大跃进”，这可对了他的胃口，他比谁都“敢想敢干”。你说“亩产五百斤”，他敢说“亩产八百斤”。那时候，禹县的土高炉火光冲天，炼些半生不熟的铁，还说放“钢铁卫星”。说大话、说假话的“传染病”，都传给他，他又传给别人，给禹县人民造成很大损失。几年以后，他在检讨里说自己“私心作怪，好大喜功”。私心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这一条，他不能独占。那时候，大家缺少经验，认为一个“跃进”就能建成社会主义；谁能挡住那场“热风”？ 后来，县委书记刁文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受的处分不轻：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工资降一级。要是别人，难免消沉一阵子。可是刁文心想：留党察看，我还在党内；察看我，我更得干好。他要求下乡劳动。他总说：“我欠了账，要努力还账！”许昌地委的同志看到刁文这股劲，很感动。一年多以后，恢复了他的党员权利，调他回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刁文也想响应号召参加运动。他去问过“造反派”，“造反派”说：“犯过错误的人，不要！”这当然是件好事。可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他怎能彻底改掉过去的错误，怎能逃过新的“传染病”？１９７４年，他被任命为临颍县县委书记。这个一心给人民还账的共产党员，不怕出力气，努力工作，积极劳动。他跟着社员们，拉上架子车到百里外的山区拉石头，兴修水利工程，一心想把农业搞上去。谁想到，一场大洪水把河南中部几县淹没。刁文每天只穿条短裤，在齐腰深的洪水里趟来趟去抢救群众，常常连饭都吃不上。他的爱人和孩子不放心，到临颍来找他，想叫他回许昌休息几天。他让爱人和孩子上了救灾的木筏，亲自察看灾情。他对爱人和孩子说：“我是这里的县委书记，这个时候，怎么能离开受难的乡亲？！” 可是在临颍县的那三年，刁文在工作中又出了错误。为了“学大寨”、“跨长江”，他浮报过粮食产量；他没有认真遵守财经纪律，搞了些计划外工程；他民主作风差，性情急躁，训斥过一道工作的干部…… 人们看见，刁文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错误。他在禹县写的检讨长达两万字，带在身边二十年。为了临颍的问题，他给河南省委和许昌地委写过四次检讨。他背着这些检讨，不只自己时常看，还拿给一道工作的同志看。他说：“这是我的财富！” 在新的斗争面前 许多认识刁文的干部和群众都说：我们就佩服他一条：不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倒霉的时候，总是精神饱满，有朝气，敢工作，敢负责，是个共产党员样子！ 这次调他到兰考，他犹豫过，不是嫌兰考穷，不是怕兰考苦，是看兰考比别处更复杂。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当中原大地响起锣鼓鞭炮欢庆胜利的时候，只有兰考城鸦雀无声。帮派人物张钦礼和他手下的“三霸天”们“通令”群众“不准乱说乱动”。直到刁文带着省委任命到兰考的前一天，张钦礼还宣称他们的“形势大好”。 面对这种阵势，工作从哪里入手？向来干工作风风火火的刁文，这一次真“文”起来了。他要从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入手。１９７７年冬天，兰考还有几万人在外乡要饭，留在家的，生活着实困难。刁文和同来的县委副书记徐学忠商量，要和县委常委们一道去各社队看看乡亲们。不能空手去，一人拉一辆架子车，装上社员们要买的年货和急需的煤炭。车队冒着风沙出发，走在焦裕禄同志走过的道路上。 春节来了，刁文没有回许昌，跑到兰考化肥厂，在雨雪中帮工人们背化肥。年初一，他说要让节日加班的工人吃上饺子，就跟炊事员一道切菜剁肉，包好饺子送给工人。县里的干部想见见新来的书记，刁文头一次在干部职工大会上露面，先亮自己的“丑”。他说起他过去犯过的错误和受过的处分。他说他来兰考，是来学习焦裕禄同志，是要一边工作，一边改错，希望大家监督他，帮助他。多年来，人们常听那些“路线觉悟高”、“一贯正确”的人讲自己的“功劳”，没想到新来的书记大讲自己的错误。人们听着，看着，对比着，觉得这个犯过错误的人很诚恳，很可亲。一些群众开始来找他谈情况，提建议。冷清多年的县委大院，人来人往，热闹起来了。 春节过后，县委宣布成立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这个消息震动全县。许多人有话要说，有冤要伸，信访室门口排起长队，刁文和办公室的干部在这里接待群众。那些“响当当”的人物坐不住了。他们写来匿名信，骂刁文的祖宗三代，说“不许刁文动造反派一根毫毛”。他们半夜去砸碎刁文和徐学忠的窗户玻璃，给刁文送来一个花圈，说他“不得好死”。他们搞“车轮战术”，整天来找刁文“辩论”，使刁文吃不上，睡不成。他们甚至要制造“交通事故”，用汽车撞死刁文。刁文寸步不让。他按照兰考群众的要求，坚持调查他们的罪行，免掉一些坏人的官。斗争最紧张的时候，有人传说刁文已经被打死，有的群众悄悄来门口站岗，保护县委书记们。 也有人来劝刁文，说咱们出门当干部，谁能没有错误？你刁文不是也犯过错误？你现在不是还当着书记？要讲宽大嘛！刁文听出了言外之意：你自己犯过错误，为什么抓住别人的错误不放？当然不能放！因为张钦礼和他手下的“霸天”们，不是在工作中出了错的好人。件件查实的罪证说明，他们是打砸抢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结果，他们先后被政府依法逮捕，依法判刑。 现在看看兰考县委的信访登记本和有关材料。三年之内，全县有九百六十多起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为一万四千三百多人伸了冤，五十二万兰考人抬起了头。这是改变兰考面貌的关键性的第一步。 “我来承担责任！” 改变兰考面貌，还有更艰难的第二步。刁文从这村走到那村，全县１６个公社３４７个大队他几乎走遍了。他找社员谈情况，谈意见，他思考着党的农村政策，许多问题在他头脑里翻腾。他想起在禹县和临颍的教训：“左”，不讲实事求是、不考虑群众的疾苦。要改变兰考面貌，就要从这几方面改起。 “兰考有三宝：泡桐、花生、大红枣”。多年来，说花生红枣能卖钱，“卖钱就是资本主义”，给批判掉了。花生快要绝种，枣树没人管理。１９７８年春天，县委帮助全县人民大量栽种泡桐。刁文带领县委全体干部到城北开荒３５亩，从外地买来花生种子，宣布县委带头种花生。下种那天，正在县城开会的公社干部都要求参加，附近的社员也来帮忙，３５亩花生，半天种完。现在说，种３５亩花生算啥大事？可是，当时兰考人奔走相告，十分高兴。社社队队人们都说：党的政策回来了。又讲因地制宜了，县委种花生，咱们也种花生！三年功夫，兰考的花生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说起红枣问题，真有点“惊心动魄”。１９７８年春天，城关公社杨三寨大队的支部书记张中周进城找刁文，说：“你看过，我们那里枣树多。往年没人管，人们随便摘枣，有人用枣喂猪，全糟蹋了。我们想了个办法，把枣树都估好产，每家分几棵管理。秋后收下枣，各家和队上四六分成。” 刁文听得清楚，这里明明有个“包”字，“包树到户”。犯过错误的刁文敢不敢跟“包”字沾边？他想了一阵回答说：“好！就按你们的法子办。先不要往外说。要是有人责怪下来，我来承担责任！”城关公社各大队的枣树都包给社员了。往年，这个公社收不到１０万斤枣，这一年收了６０万斤。 事情就这样开了头。包了枣树包花生，包了花生又包麦田。刁文心情紧张，因为报上没有这个经验，上级也没有具体指示。刁文又满怀希望，因为生产好转，群众高兴。他对县委的同志说：“现在总说解放思想，咱们这是不是解放思想？我看是。我看，只要是发展生产的，帮助兰考人走出穷窝的，给社会增加财富的，都是好办法，都可以试一试。党让咱们在这里工作，群众眼巴巴看着咱们，咱们就要敢工作，敢负责，不能老是怕这怕那！” １９７８年冬天，在全国闻名的穷县兰考，“包”字渐渐放大、展开。群众喜气洋洋，出门要饭的人纷纷回来。一个深得人心的生产热潮开始出现。 刚过１９７９年新年，传来党的三中全会喜讯。刁文连夜阅读全会制订的文件。文件上说：“公社所有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刁文热泪盈眶，想跳起来喊万岁！党呵，您怎么这样了解群众的心愿，了解农村干部的难处呵？！ 三中全会说的那五个“有权”，要做到也不容易。１９７９年春天，兰考开始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时候，遇到过种种阻力。有人说：刁文又要犯错误！但是，兰考县委没有动摇，刁文响亮地说出了大家的决心：“只要群众能吃饱，不怕自己被打倒！” 人要作到无私无畏，很难。但是，只要按照党的指点，同人民群众一道探索前进的道路，就有可能逐步走向这个境界，就可能创出奇迹。从１９７８年早春到１９８０年秋季，不过一千天，兰考连着三个好年景，兰考的“三宝”又放出光彩。报纸上不断登载来自兰考的新闻：口粮达到５００斤，每人收入７０元！二十三年来，兰考人第一次把余粮送入国库。你信不信？“老要饭”们到处抢购“三大件”，有几户正坐在家里看电视！ 记者第一次见到刁文，他把他那个牛皮纸袋子拿来说：“先看看我的错误和检讨！”几天以后，久旱的兰考下了好雨，刁文从乡下回来，很高兴，谈得多，甚至动了感情。他说：“再过半个月，就是咱们党成立六十周年。党在工作中有失误，党公开承认。我这个人，入党三十六年，错误不少，更得公开承认。毛主席不是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记着这句话。我只想往后少犯错误，多干工作。” 第二天，雨过天晴，刁文一大早又下乡去了。他要补回失去的时间，他要在新长征中赶路。 本报记者 马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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