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刁

《史记·货殖列传》，说任公“富而主上重之”，真可谓“实至名归”，确确
实实是一个最成功，而且最可钦佩的企业家。他的得力在管理奴婢有一套完善的制
度，德化法治，求取整体的进步。另外在山东有个企业家，也得力于奴婢，但他所
用的方法，与任公恰好相反，是用权术作“单线领导”。

此人姓刁名间，是齐人。齐鲁并称，而物产民情大不相同。齐与鲁大致以泰山
为分界。山阳为鲁，山阴为齐，齐国当今山东的滨海地区，《史记》称一齐带山海，
膏壤千里，宜麻桑，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在当时是海内文化水准最高的地
区。那里的风俗，《史记》中的记载是：“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
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后面这段不敬之词，千载以后的今天来看，
未必尽然，但齐人“足智好议论”，古今如一。

齐人多智谋，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是出了名的。这也有两种说法，恭维的说
法是齐人多智；而攻击的说法是“齐人多诈”，不可轻信。多智的故事甚多，最精
警的是《战国策》中所写的“齐后破环”。

照史书来研究，这位齐后应该就是“二城复国”的齐襄王的王后，称为“君王
后”。齐襄王的父亲是齐湣王，在位第四十年时，为燕、秦，和分晋的韩、赵、魏
三家，各出锐师围攻，联军统帅是燕国的名将乐毅，攻人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出
亡。但此公脾气不好，到处不受欢迎，结果为楚国趁火打劫，与燕国勾结，取齐淮
北之地，齐湣王亦死在楚将淖齿手里。

齐湣王的儿子法章，一看这情形，只好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但生活所迫，不
得不找一个职业，于是投身在宫城太史的家里做佣工。这位蒙尘的王子，生得龙凤
之姿，天日之表，相貌奇伟。而那太史的小姐，偏又生具慧眼，看出法章不是低三
下四的人，所以常常背人周济他的衣食，这样由怜生爱，私自结为夫妇。

其时齐国只剩下了两个城，一个是胶州湾之东的即墨，一个是沐河西岸的宫城。
齐国的大臣经过一段流亡的经历以后，集中在莒城，大家有一个相同的希望，要找
到一个王子，好立为齐王。

这时法章踌躇了。富贵固在眼前，但要人家相信才行，如果那些大臣们不信他
是王子，认定为冒充，立刻就有性命之忧，因此不敢出面。

也许是受了他妻子的鼓励，法章终于鼓勇自承：“我是湣王的儿子，名叫法章。”

真的要判定此人是不是王子，其实也不难，只要详细盘问宫廷里面的情形，就
可以知道。经过这一番盘话以后，证实了他所言不虚，便即拥立为王，就是齐襄王。

那时的宫城，岌岌可危，但以立了齐襄王的缘故，布告国中，人心大慰，危而
复安。齐襄王也很有良心，不忘贫贱夫妇，对他的大臣们说：“王后已经有了。”

“在哪里？”

就在宫城。齐襄王说了地方，于是以车驾把怀了孕的王后从太史府第，迎人行
宫。那位太史是个极重礼法的人，认为他的女儿，没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不
媒自嫁”，败坏了他的家风，所以不但不承认这一头婚姻，而且也不承认有这一个
女儿，虽为宫城太史，终生不见王后的面。中国历史上不愿意做君王的老丈人的，
绝无仅有就是他。

做父亲的虽有些不大近人情，做女儿的却很孝顺，齐后按时归省，甘旨奉养。
即使父亲不愿见她，她一无怨言，不废人子之礼。因此，齐国的臣民，都为得一贤
后而庆幸，也加强了他们复国的信念。

齐后不仅贤惠，而且聪明。她的多智的名声，连各国都知道，于是秦昭王便想
试一试她的智慧，因而有“破环”的美谈。谈这个故事以前，又不得不谈齐国另一
个多智的伟人，这个人就是田单。

田单是齐国的宗室，但与齐王至少是五服以外的本家，所以未得重用，只在齐
国的都城临淄当一个“市椽”，相当于现在市政府的一个科长。乐毅破齐，齐王出
亡，临淄的官民，纷纷逃难，逃往东面的滨海地区。时逢乱世，特别需要智慧，田
单在逃难时初次表现了他的智慧，他叫他的亲戚，把车轴前面多出来的，称为“毁”
的那一小段木头锯掉，另外钉一块上去，这样一封，就可以保证车轴与车轮不致脱
离。

等一上了路，大家争先恐后，逃命唯恐不速，于是车与车之间发生冲突了，因
为靠得太紧的缘故，这辆车的“毂”，插人另一辆车的轮子中，另一辆车亦复如此，
不是彼此牵制，动弹不得，就是像西片“宾汉”中赛车那样，轮毁车覆。只有经过
田单改造过的车子，没有那一段“烦恼皆因强出头”的毂，与人无争，安然通过。”

一逃逃到即墨，安顿了下来。这时乐毅领兵包围莒城，围了三、四年拿不下来。
便领兵向东，来攻即墨。即墨的地方官，开城迎敌，兵败阵亡。田单的本家和亲戚，
因为佩服他有办法，便推他为“将军”，练兵自保，兼以保国。

不久，筑黄金台，礼贤下士的燕昭工死了，太子继位，是为惠王。惠王与乐毅
有间隙，田单一看机会来了，想了条反间计，他派人潜入燕国，散布这样一种街谈
巷议——自然出之以“演双簧”的方式：

“齐湣王已经死了，齐国也只剩下两个城了。”甲说，“为什么乐毅把这两个
城拿不下来？”

“一拿下来，不就要班师了吗？”乙这样回答，“他一班师回来，大王非杀他
不可。所以借伐齐为名，领兵在外。”

“难道就这样子一直不回来？那要到什么时候？”

“乐毅不会回来了。齐国是他打下来的，他为什么不做齐王？”

“那末齐人呢？是不是服他？”

“如果服他，他早就自封齐王了。就因为不服他，他现在在做收拾人心的工作。”。

“怎么做法？”

“那很简单，将即墨放松一步就是了。齐人多智，看透了乐毅的本心，乐得将
计就计，拖一天是一天。”。

“照你这样一说，齐人是欢迎乐毅在那里？”

“也可以这样说。不过论齐人心里的想法，是唯恐换了别的将领去指挥，那即
墨就靠不住了。”

这番言之成理的说法，一传十、十传百，传到燕惠王耳朵里，认为分析得太透
彻了。于是下令把乐毅调走，改派了个饭桶骑劫去接替。

这二来，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效果，即墨城中的齐人，民心大振，而即墨城外
的燕军，士气颓丧，都为被迫改投赵国的乐毅不平。同时由此开始，田单把骑劫玩
弄于股掌之上。

他的第一步行动是，下令即墨城中的百姓，每天吃饭之前，先要把饭菜陈设在
院子里，告祭祖先。那时被围已久，城外的鸟雀，无处觅食，一看城里有机会，纷
纷飞来，回翔上下，盘旋不去，城外的燕军大为诧异，彼此相询：“这是怎么回事？”

田单给了他们答案，这些鸦雀，是神所凭依。而且公然宣示于即墨的百姓：
“一定有一位神人出现，来做我的师父！”

这似乎荒唐可笑，于是有个小兵，一时冲动，开玩笑地说：“我可不可以做将
军的师父？”

话一出口，那小兵才发觉，这是自己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军中无戏言；而况
是对将军无礼！所以赶紧开溜。

田单那容得他逃？把他追了回来，但不是以军法从事，奉他东宫上坐，向他叩
头，真的当他师父了。

一看玩笑越开越大了，那小兵心里害怕，不敢不说实话，“将军恕罪！”他说：
“我实在……”

田单不等他说完，抢着摇摇手打断了他的话，低声说道：“你不要响，我都知
道。”

田单多智，人人晓得。料想他必有道理在内，那小兵的胆子本来也大，便跟他
合作，假扮为“神”，做田单的师父。田单也装得很像，出入之间，把他的“师父”
敬如天神，而号令之际，一定宣称是“神”的意旨。

这种新闻，很快地传入燕军，相信确有其事。田单看看时机成熟，便叫他的
“师父”向大家说：“燕军不足道哉！我只怕他们用齐国的降卒作先锋，跟我们作
战，即墨就保不住了。”

骑劫毫无头脑，辗转听得这话，信以为真，下令攻城，把齐国的降卒，摆在前
面，燕军押后。城上的人一看，血脉偾张，悲愤不已——因为齐国的降卒，都让燕
军把鼻子割掉了。即墨守军一看，同仇敌汽之心，陡然而兴，而且也有了极深刻的
觉悟，倘或兵败投降，就会受到这样的残酷的待遇！因而奋力坚守，燕军无功。

此是田单激励士气的一个策略，然后他又用同样的策略来激励民心，派遣间谍
到燕军中去散播流言，说即墨城中的老百姓，就怕他们葬在城外的先人坟墓被掘，
尸首被戮，那一来，他们精神上禁不起这样沉重的打击，就会崩溃。

骑劫又上了当。下令掘齐人的坟墓，掘出枯骨来堆在一起烧。这一手做得太绝
太毒了。即墨的老百姓痛不欲生，无不要求田单，开城出战，与燕军排个你死我活。
土气高昂，民心可用，田单知道反攻的时机到了，下令“总动员”，准备决战。

田单把即墨全城的军民组织成一个一元化的战斗体，不分男女老幼，包括他自
己的妻妾在内，都纳入军事体制。首先挑出五千战斗力最强的士兵，在一个隐蔽的
地点，施以特种战斗训练，而守城的责任，交给老弱妇女去担任。同时，他以身作
则，不但尽献个人私产，作为军用，并且亲自跟士兵在一起，从事任何需要吃苦耐
劳的操作。田单的威信声望，本来就很高，这一下越发进入一个新的巅峰，没有一
个人不是心悦诚服，自动自发地在自己的岗位上，献出最大的力量。

可是在围城的燕军看起来，完全不同，“即墨完蛋了！”他们都这样在说。壮
了怕已死光，所以只好用老弱妇女来守城。然则，不降何待？田单针对燕军的心理
状况，派出一名使者去见骑劫，说即墨愿意投降。

骑劫欣然接纳。燕军得知消息，欢呼“万岁！”，因为出师数年，乡思日重，
如今凯旋班师，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快到了，自然万分高兴。

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一刻，田单解除了他们的精神武装。这还不够，他又收集
了一千错黄金，派即墨出名的几个富豪去献给骑劫，同时提出请求，说即墨已经投
降，燕军人城以后，希望不要掳掠他们这几家的妇女。被“胜利冲昏了脑袋”的骑
劫，满口应承。

第二天就要进城接收了！这一天晚上自然大行犒赏，正当燕军酣饮高歌之时，
田单在城里安排“火牛阵”，即墨城里所有的牛，一共一千多头都被军方征用。这
些牛经过一番修饰和装备，身上穿一件“龙袍”——用红色的薄绸子，画了五彩龙
纹，缚在牛身上。角上缚了白刃，刃口向外，一条尾巴用芦苇裹好，灌足了油。然
后在城墙上打了无数的洞，让牛在洞口“待命”。

另一方面，即墨城里全体动员，老弱妇女都上了城墙，五千经过特种战斗训练
的劲卒，也进入战斗位置，跃跃欲试。到了夜半，燕军醉饱酣睡，田单一声令下，
引火点燃了牛尾巴，这些蛮牛负痛狂奔，直冲燕营。城里的人，敲锣、敲铜盘，敲
任何可以发出噪音的东西，同时狂喊鼓噪，就像发了疯似地。

燕军从睡梦中为惊天动地的声音所惊醒，出营一看，无数从未见过的怪物，尾
巴是火炬，一千多个火炬的照耀，亮如白昼。怪物身上画着五彩龙纹，角上雪亮。
这时便自然而然想到田单的师父，是一天神下降”。不用说，这些怪物，就是特遣
的天兵了！

事实上是不容他们细想的，即墨城里的人没有疯，即墨的牛焚尾受痛，鼓噪受
惊，却跟疯了一样，埋头直冲，当者披靡，燕军整个儿崩溃。

这时，田单才出动那五千劲卒，用一根筷子样的小木条，勒在上下唇之间，两
头系绳，在后颈束紧，这名为“衔枚”，原来的用意，是奇袭急行军时，怕士兵谈
话，耽误工夫，或者泄漏机密，所以作此“禁声”的束缚。

但这批经过特种训练的部队，所以要“衔枚”，用意是要他们人自为战，以一
当十，见敌就杀，根本不容他们有任何停下来略作讨论的机会，而这样在疯狂的火
牛群狂冲之下，他们更加勇猛，一心雪耻复国的五千健儿，追奔逐北，使得燕军尸
横遍野。他们的主将骑劫，也死在乱军之中。

消息一传，齐人无不奋起。溃退的燕军，面无人色，狼狈不堪，即墨城内有
“神”的传说，越传越盛。而田单的部队由五千人开始，迅速发展。从来两军势力
的消长很少有变化得这样快的，没有多少日子，并国所失的七十多个城池，尽皆恢
复，燕军败回河北。

于是田单派人赴莒城，奉迎齐襄王法章还都临淄听政。论功行赏，田单被封为
“安平君”，安平在临淄以东十九里。

这年是齐襄王即位的第五年。在秦，为昭王甘六年，秦与赵会盟渑池，蔺相如
不使赵玉受辱，也就是这一年。秦昭王有意攻齐，但听说齐人多智，君王后尤其聪
明，便想了个试她的方法。

这个方法很绝，秦昭王派遣一名使者到临淄，馈赠君王后一付玉连环，附带出
了一个难题：“久闻贵国智者特多，不知能解得此环否？”

两个在雕琢时就套在一起的玉环，如何解得开？君王后问她的臣子，没有一个
人能解答此难题。

于是，成竹在胸的君王后，不慌不忙地取过一个铁椎来，轻轻一碰，指着那分
离破碎的玉环，对齐国的使者说：“幸不辱命，请看，解开了。”

使者无话可说，因为他只要求解开玉连环，并没有要求非保持完整不可。当时
的玉器非常珍贵，为了赵国的一块壁，秦昭王愿以十五个城池来交换。而君王后对
此贵重的礼物，不惜引椎一击，是严正地表示了不惜玉碎以抗强敌的决心，足以吓
阻秦国的入侵。这种高度的智慧，确是名不虚传。

不过，齐后之智与田单之智，应有分别。田单的智慧，实所罕见，而使用的手
段，不免诡异。“齐人多诈”，正此之谓。刁间在本质上，就是田单型的人物。

他有许多奴婢。奴婢的身分，在各地都甚卑下，而以齐地为尤甚。这是不足为
奇的，用智的人，总看不起用力的人。则多智的齐人，轻视终日苦役的奴婢，为势
所必然。然而这又有矛盾，倘或奴婢多智，调皮捣蛋，乃至明侵暗偷，主人驾驭不
了，则又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简直成了心腹之患，宁愿他们还是笨拙的好。

刁间的厉害，或者说刁间的成功，就在这一点上。他跟别人的观念不同，并不
轻视奴婢。调皮捣蛋的也不怕，相反地，愈是如此，他越重视，因为聪明的才调皮
捣蛋，只要驾驭得法，这些“桀黠奴”才是最有用的人。

《史记·货殖列传》说刁间对“奴虏”，“独爱贵之”。何以谓贵？因为奴虏
中颇有人才。汉初的奴婢撞仆，与后世的不同。时逢衰乱，求生第一，贤如诸葛武
侯，尚且自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所以秦汉之交，流亡遍地，
如果既不能铤而走险，又不甘于辗转沟壑，则纵有满腹诗书，饥来驱人，屈身为奴，
实不足为奇。不独大乱之时如此，就是承平时期，知识阶级因贫困或其他原因，受
雇于人者亦比比皆是。如匡衡为人作长工，彭越为人作酒保，朱买臣为人赶车，儿
宽做过厨子，韩延寿做过门房，都见于正史。

其次是豪杰隐于奴虏，如季布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至于没入官家，或者因
政治上的原因，移迁某地，成为奴虏，则其原来的身分及知识程度，可能高于他的
主人。仅从这三类人看，就可知道奴虏中人才实在不少，以及刁间的所以“爱贵”
之故。

但是，这些奴虏，如果是在任公那里，则亦碌碌无所表现，唯有在刁间的运用
指挥之下，方能发挥其才智。因为刁间与任公虽同为积赀上亿的货殖家，但后者以
农为本，经商无非副业，前者则是一个什么生意都做的大企业家。现代有“商战一
之说，道尽了商业上的竞争的激烈，当时也是一样，不管是坐以居奇的“贾”，还
是买贱卖贵，往来各地以逐利的“商”，总是眼明手快的捷足先得，老实迟钝的吃
了别人的亏。而随任公耕作，唯须“力田”，虽有才智，却无用武之地。

刁间是贾也是商，是商也是工。他的事业极大，大致分为三部分：渔业、盐业、
贸易。渔业是齐地最早的特产，渔区在东面近海地区的蓬莱一带。捕鱼要纳税，称
为“海租”。海租不重，但所捕的鱼，如果不能建立稳固的市场，或者交通上不能
配合，发臭腐烂，则渔民的生计无着，而海租亦变了亏负。

因此，渔产的处理，有特殊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为沿海各地所袭用，那
就是把渔产加工，使之成为干鱼。

干鱼俗称为鲞。在秦汉之际，怕还没有这个字，当时称作鲪、(鱼邑)、鲍、鲰。
大别而言，干鱼分作两类，一类是利用强烈的日光晒干，就是鲪；一类是加盐腌渍，
称为(鱼邑)，也就是鲍。至于鲰，据《史记》注：“谓杂小鱼也”。杂者无所不有，
小虾、小鱼，混杂不分，所以价格不高。鲪与鲍用秤称，鲰就不妨用量器量，以
“石”作计算单位了。

鲪与鲍，自然以鲪为理想。至今马祖的虾皮最好，就是因为它用日光晒干，水
分尽去，不腐而味淡，并保存原来的风味，可以任意调人作料。但强烈的日光，不
一定能与渔捞的作业配合，所以盐是不可缺少的。渔盐之利并称，不仅因为都出于
海，实以渔盐还有配合的作用而产生互利的结果。一

不过，渔与盐的配合，要在一个人手里完成，也就是说，一个人同时经营渔业
与盐业，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第一，渔捞区与盐场，不会恰好在一个地方。鱼类
固有其集中的地区，渔港亦有渔港的要求，照道理说，煮海成盐，哪一处海滨都可
以，然则何不迁就渔港，就地煮盐？不行，因为煮盐亦有其独特的地理条件。现在
台湾北门、布袋的盐场，所制的是晒盐，那要在亚热带，一年有好些日子的强烈阳
光才行，古时的海盐，确是“煮”成的，煮盐的平底铁锅，称为“牢盆”，所用的
燃料，主要的是木柴一，因而理想的盐场，应该负山面海，便于樵采，燃料的取得
才理想。

其次，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生产制度，无论技术、设备、操作
过程都不同，唯一相同的一点是：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当时，一个人兼营两样以
上的工商业，往往出于因利近便，可以互通的缘故。如果仅仅为了鱼类加工需要盐，
而耗费大量人力去经营与渔业风马牛不相及的盐业，那是件很傻的事。

因为如此，渔与盐虽可配合，在技术上却不简单。鱼类加工所需的盐，得要经
营盐业的人来配合。那时还没有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计划之下，某类物资供给某一特
定对象而予以优惠条件的观念，鱼类加工的盐，也就是食盐，价钱不便宜，所以腌
鱼用盐，不能达到必需的数量，应该用一斤的，只能用四两或者半斤。这一来，加
工的盐渍鱼就难免腐败而生异味，由“如人鲍鱼之肆”这句成语，可以想见鲍鱼有
气味，是普遍的现象。秦始皇崩于旅途之中，李斯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车子里，
经一千六百多里的长途，运回咸阳，时逢盛暑，“辊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
鱼，以乱其臭”，由此可以想见鲍鱼臭到怎么样的一种程度？

所以刁间的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件难能可贵的事。“难”者，不仅需要绝
大的资本，在独立经营盐业的同时，附带获致配合渔业的效果，尤在要有可靠而能
干的人，二远赴不同的海滨去替他管理不同的事业。“可贵”者，能够以廉价的盐，
供给鱼类加工之用，不仅减低了鲍鱼的成本，且因盐的供给充分，可以制成更好的
鲍鱼。捕鱼为生，本来要靠运气，丰收过剩，鱼不值钱，如能获得加工的便利，则
有恃无恐，获利必丰。

刁间的另一项企业是贸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不仅输出山东的特产，输人山
东所需的物资，而且也在山东以外的地区，买贱卖贵。

作者：刁品安   回复：2   发表时间：2012-04-06 22:29:07

先说山东的特产，第一是丝绸及其加工品，名闻海内，所以齐地称为“冠带衣
履天下。”山东丝纺织业的发达，首先要归功姜太公。他在周初被封于齐，看到那
里只有海滨的鱼盐之利，而营邱即临淄是“泻卤”之地，不宜耕作，得要另外想办
法增加生产。男子可以出海捕鱼，海滨煮盐，妇女干什么呢？渔盐两业都不适宜女
性工作，于是姜太公劝她们纺织。

齐地丝纺织业的发展，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可能最早是利用野蚕的丝。野蚕称
为柞蚕，柞是木本植物，据《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说：“此木坚韧，可为凿柄，
故俗名‘凿子木’。高者丈余，叶小而有细齿，光滑而韧，其木及叶子皆有针刺，
经冬不凋。五月开碎白花，不结子，其木心理皆白色。”柞蚕以生于柞树，食柞叶
而得名、初生时绿色；以后慢慢变为黄褐色，吐丝亦黄。用柞蚕的丝织成的绸，称
为蚕绸，宋朝称为“绢绸”，明朝称为“茧绸”。《尔雅》记载：“有柞蚕食柞叶，
可以作绵”，这大概是又称为绵绸的由来。

以后土地改良，“膏壤十里，宜桑麻，”于是养蚕事业，大为发达，当时齐国
的纺织业，居海内的首位。齐国进贡周王的贡品，就是丝织品。到了管仲相齐，助
桓公称霸，在经济发展上所致力的三大生产事业，是农耕、煮盐、织造。承袭太公
的遗风，以织造为女工的专业，管子说：“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钅术，
然后成为女”，这些不仅是纺织所必需，也是刺绣的工具。是为齐国丝纺织业的第
二阶段。

近代的丝绣，以湖南和江苏最著名，即所谓“湘绣”和“苏绣”，而当时名闻
天下的是“齐绣”。齐国纺织业发展的结果，连带染色也很有名。《战国策·燕策》：
“臣闻智者之举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成功者也。齐人紫，败素也，而贾十倍”。
所谓“败素”，是粗劣的白绢或者白布，但一经染成紫色，身价十倍，化腐朽为神
奇，因为齐人多智的又一明证，同时齐人染色的高明，亦可以想见。

由于齐国的强盛，一方面贸易发达，一方面各国诸侯、行人、访聘者陆续不绝，
都要购买齐国的上等衣料自用或送礼，所以刺绣品的销路极好，但刺绣的收入并不
高。《史记·货殖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
门。”倚市门者何？司马迁又说：“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说得清楚些，便
是为娼。太史公这段话，正是指齐国而言，因为娼妓就是管仲所发明的，而“齐女”
的艳名在当时是与邯郸的“赵女”并称的。

刁间的贸易，输出齐地的丝织品及刺绣品，必为其主要的业务。齐地的丝织品，
最出名的是“阿缟”，阿是指东阿县，《史记·李斯传》：“阿缟之衣，锦绣之饰”。
这两句话又见于《战国策》的《秦策》，可知齐地的丝织品，主要的市场，是在关
中一带。当然，东阿县所出的丝织品，不限于“缟”，《史记·集解》：“齐之东
阿县，缯帛所出”可证。此外，沂。泰山区各县，均盛产麻桑，所以齐鲁之间的纺
织业，是普遍发展的。

但在刁间那个时代，齐国的贸易中心是在临淄，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其次是
孟尝君的封邑“薛”地，即今山东滕县之南的临城，一北一南，为刁间从事工商业
的两大据点。

临淄自春秋战国到西汉，始终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大都市。当时的大都市，首推
代咸阳而兴的长安。天下的大族、豪富，大都徙于长安。这种硬性吸收“侨资”的
结果，造成长安高度的繁荣。但五方杂处，风俗不纯，有钱的人，竞相讲求生活上
的豪华，一般平民又极力向贵族看齐，奢靡之风，成为社会的一种病态。大致而言，
长安是一个消费的都市，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大。

其次是洛阳，此地为东周的王畿，也是最早的一个商业都市，照战国时期的地
图看，洛阳适居天下之中，东齐、西秦，南面是韩、楚，北面则魏、赵、燕三国。
由于处于交通的中心，而且王畿之民，政治的色彩比较淡，好比现代的许多中立国
家的人民那样，旅行可以获得许多方便，因此，洛阳的人做生意是出名的。虽然商
人的地位不如工与农，而洛阳人民特别看重，或者说喜爱经商，像大禹治水一样。
他们可以三过家门而不人，以常年在外经商相矜耀。有这种敬业的精神，才会产生
白圭那样的人。刁间私淑白圭，他的理论和业绩，我在后面将会谈到。

再次是大梁和邯郸，一在河南，一在河北，和偏西的洛阳鼎足而立，构成中原
交通网的支柱。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战国末期，此地是各国政客和间谍活动的中心，
以美色闻名天下，及至秦汉一统，邯郸的地位逐渐末落。大梁就是开封，这里地势
平衍，张仪所谓“诸侯四通，条达辐转，无有名山大川之限”，为“四战之地”，
易攻难守。大梁的交通极其发达，“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但都是过境。史书
上不见大梁有大企业、大商人的记载，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投资大梁，太无保障。
战火侵袭，随时有遭受严重损失的可能。楚汉相争，大梁被破坏得相当厉害，所以
汉兴以后，大梁的地位比邯郸更不如。

其时的新兴都市是成都，而大致能够保持原来地位的，是临淄。临淄与长安正
好相反，它是一个生产的都市。也与洛阳、邯郸不同，这两个都市因为交通的便利，
而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临淄则因工商业的发达而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临淄的交通，有一个为其他各大都市所没有的特色，就是出海便利，蓬莱半岛
与北面的旅顺、大连隔海相距，只一百多里。由于海上三仙山的传说，所以蓬莱半
岛的芝罘、烟台一带，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港口。

在秦始皇以前，早在齐威王、齐宣王的时期，就曾遣人入海，求蓬莱、方丈、
瀛洲三神山。此海上神山，相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那里
的禽兽都是白色的，宫阙为金银所造，隐隐在云端里发出宝光异彩，但一行近，才
发现三神山反在水下面。等船将到时，总是有一阵怪风把船吹走，因此齐威、齐宣
还有燕昭王等人，始终不能达到求仙的目的。

显然的，海上神山无非海市蜃楼而故神其说，两千多年前，自然不能了解这种
因光线折射而生的现象。所以后来又有秦始皇受齐人徐福之愚，“发童男女数千人，
人海求神仙”，甚至博浪一击，惊魂未定，他仍不废蓬莱半岛之游，到登州海边去
眺望，以冀一见神山。如果那时不是蒙着这一层神秘的色彩，能够踏踏实卖，从事
海上交通的发展，则中国与日本的接触，不会晚至隋唐。日本的文化，也将是另一
种型态。

就临淄的交通来说，水路以利用黄河为主，由淄水经一条运河入济水，与黄河
并行，到大梁会合，西至关中，东循鸿沟人淮南。陆路大约有三条路线，一条是往
西北渡黄河，人邯郸，一条是由西南经泰安、曲阜、曹州往西到大梁，一条是南下
经莒城入彭城。春秋战国以迄秦汉的道路，由于军事的需要，同时因为地旷人稀，
所以极其宽阔。从周朝开始，对路政就很注意，立有一套完善的制度：第一，“先
王之教曰：雨华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要按时去整理道路桥梁；第二，“列树以
表道”。因为路太宽阔，同于原野，如果不种树作为标志，便有迷路之虞；第三，
“立鄙食以守路”，有专人看管道路；第四，“司空视途”，专设一官，管理路政。
“司空”即为后世的“工部尚书”，在现代当然是交通部长了。

《周礼》中讲道路制度尤其详细，这因为当初行井田制，“农地重划”时，就
已把道路留了出来，所以自“一夫”至“万夫”有不同宽度的道路，“一夫”指一
个农夫所受的私四百亩而言。换句话说，每百亩田之间，必有一条公众道路。宽狭
等级，共分五等：间、径、途、道、路。

因为春秋战国的道路已经修得很好，所以秦始皇统一海内，立刻便有一个完整
的“公路网”出现。于是划一制式，规定车轮之间的距离，以求与车辙相合。“车
同轨”的要求，无异说明车辆已可畅行各地。秦始皇巡幸四方的交通工具就是车子。

那时帝皇出巡所用的车子，大得惊人，称为“辒辌车”，辒辌实应作温凉。因
为车子有窗，闻窗则温，开窗则凉，车中可以坐卧。皇帝的卧车，不是能够睡下就
算数，其中有各种陈设，还有人侍奉，等于一座活动的寝宫，其大可知。

因为“辒辌车”太大，而秦始皇又好巡游，为了他的方便，特地开辟“驰道”，
顾名思义，“辒辌车”可以急驰，则此道路应如何宽广平直？《汉书·贾山传》记
驰道的规模：“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这还不算：“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
以青松”，这样豪华的工程，以造价来计算，日本新近落成的那条世界最贵的公路，
怕也瞠乎其后了。

驰道是秦始皇御用的道路，专为他个人享乐之用，结果以后在军事上发挥了极
大的作用。群雄并起，项羽入关，如无驰道，则用兵不致如此神速，秦亡得也不会
这么快！这是秦始皇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由于交通的发达，相应而起的便有旅舍事业的发展，旅舍有公私两种，公家的
旅舍就是“亭”。但商贾喜欢住私人经营的旅舍，因为亭有许多不便。

有哪些不便呢？古今同理，对于现在公家的招待所，一般人所感到的不便，在
当时也是一样。譬如说，借住某名胜区某公营事业机构的招待所，说不定有一天晚
上管事的人会怀着歉意来对你说：“某先生，实在对不起！刚才接到台北的长途电
话，我们董事长明天要招待一班贵宾来玩，所有的房间都要用。请你原谅，让一让。”
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是住私营的旅舍，就决不会有这样的
麻烦。

亭的设置住宿设备，本意原是供官员过境之用，有时大员驾临，按照日程，早
就收拾整洁，扫榻以待。为了避免再洒扫一遍的麻烦，即使空着，也不愿让商民使
用。至于到期必迁，对于一般旅客来说，原不过夜来有个宿处，天明赶路，还不生
影响。可是做买卖的商人，就不同了，到某一处进货、售货或者收取帐款，事不由
己，逗留的日程亦难预定，倘要多住数日而非迁不可，随身带着货物银钱，岂不狼
狈？

其次，目前有许多招待所，对于借住者招致应召女郎，悬为厉禁。当时的亭也
是如此，这对终年在外，每招游娼伴宿的商贾来说，实有未便。但这些都还是小问
题，最大的不便，是商贾无法在亭中做生意。

现代的商业制度，灿然大备，制造商是制造商，经销商是经销商，有批发、有
门市，分工甚细。在古代，虽有“行商坐贾”之说，但并无严格的“同行公议”，
非遵守这个规定不可，所以行商亦可为坐贾，因时因地而异，具有极大的机动性。

当然，出发做生意之前，先有一个计划，到甲地买进某项货物，到乙地出售，
再进某项货物，到雨地去卖。预计需要多少资本，若干时日，行程如何？都曾仔细
盘算过。但是意料不到的客观因素的影响，随时可以打破预定的计划。举个最简单
的例子说，携带一批货物，赴某地销售，中途忽遇山洪暴发，或者发生战乱，交通
中断，那末，这一批货物便得就地处理。或者原定赴某地销售的，结果在中途某处，
发现这里的行情比预定的销售地点还要好，则又何必多花运费、时间，非照原定计
划执行不可？

遇到这样的情形，行商立刻便成坐贾，在私营的旅舍中便可展开交易。如果住
亭，就不会得到这种方便。此外私营的旅舍，奉一顾客至上”为信条，一切的设备、
招待，都能符合商贾的特殊需要。特别是某一家相熟的旅舍，可以作为商业上的一
个联络站之用，对于业务的推广，更有帮助。

由此亦可见，在那种通讯、交通远不如现代，以及天然的不可抗力，随时可以
破坏预定计划，为人带来厄运的环境中，如果没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是无法出门经
商的。刁间就有这样的本事，能识人，能用人，而且能够教人。所以他派出去经商
的奴仆，都能获得极大的成功，不仅获利，而且得名。《史记·货殖列传》说他的
奴仆，“连车骑，交守相”。请想想，这份煊赫！

“守”者太守，为一郡之长；“相”，诸侯的属官，掌理民政，亦可以说是地
方官。这些达官贵人，居然与奴仆身分的商人一起高车骏马，连翩同行，不能不说
是异常的现象。而此现象，正为汉朝商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

这个异常现象的造成，可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以奴仆的身分如何高攀得上
贵人？一方面是守相为何要折节下交。就前者来说，汉初大乱初定，朝野上下，所
全力以赴的目标，即是“治生”，过分追求物质的结果，产生一个观念上的偏差：
能赚钱就好！而社会上的阶级又与政治上的阶级不同。政治上的阶级是：官吏、庶
民——庶民又有等次，但都为自由人、奴婢。社会上的阶级是富翁、中人、贫民。
因此汉高祖虽有诏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且有种种歧视商人的法令，而商人只
要有了钱，除却造反，其他可以为所欲为。因此，刁间的僮仆，手握巨赀而又手腕
灵活，则结交守相，非不可能。

作者：刁品安   发表时间：2012-04-06 22:30:27

至于守相的折节下交，固不免看在钱的份上，心存势利，但大部分是要借重大
商人的财力，解决公家的经济问题。

那时的地方政府，不比现在，有岁入岁出的预算，更谈不到严格的财政收支系
统。尤其在汉武帝以前，对于地方财政，采取放任政策。不过放任不是放纵，横征
暴敛，或者从事不急之务，加重人民的负担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放任政策，实际是
不管主义。不管地方官的困难，有问题自己去解决，不用想跟中央要钱。

如果地方富庶，当然可以自给自足，无奈大乱之余，小民糊口尚且不易，何来
余财，以奉公家？因而地方上便发生了两个财政上的问题，第一，是政费不足，无
力建设。第二，是王侯的用度不足。

王的封邑大，问题比较小。侯的封邑通常为千户，说得明白些，就是指定一千
户人家，缴纳相当的税赋，以供侯的用度，故称为“衣租食税”。通常每一户每年
缴税二百钱，一千户共得二十万，也就是二十斤黄金。除去平时衣食车马之费，定
期赴京朝觐天子，一切贡物、旅费、交际应酬的费用，也包括在里面，境况并不如
何宽裕。如以年收甘万钱为目标，则以《史记·货殖列传》的计算，就畜牧业而言，
能牧马五十匹，或养牛一百六十七头，或养羊、养猪二百五十条，有一于此，即可
年收此数，在经济上的地位，与千户侯相当，而其支出，不如千户侯之多，所以生
活可以过得很优俗。

侯的收入少，支出大，甚或二十万钱的收入亦不足，这样，为他管事的“相”，
就必须设法去找额外的钱来弥补。或者青黄不接，周转不灵，也必须先借一笔钱来
过关。这些难题，唯有手头握有大量现金的贸易商，能为他解决。相的折节下交商
贾，原因在此。他所要问的，是有钱没有钱，肯借不肯借？不是什么奴仆不奴仆！

郡守的情形，稍有不同。他们的必须联络大商人，是想经由贸易的方式，解决
一时的困难，促成经济的发展。这情况，就像现代华尔街的大亨，为开发中国家奉
为上宾是一样的道理。

问题在这里：那些奴仆，受命从事贸易、将本求利，盈亏都属于主人，何以有
这样大的权限，能动用主人的资本，从事政治性的商业投资？万一吃了倒帐，或者
资金搁浅，遭致巨大损失，那怎么办？其次，舛黠的奴仆，因为结交了达官贵人，
有了强硬的背景，背叛主人，拿他无计可施，那又怎么办？

这就是刁间魄力过人的地方。这些因素都在他估计之中。由政治性而遭致损失，
不足为虑，因为可以由政治性而从他处取得补偿。舛黠奴背叛，亦不足为虑，他自
有驾驭他们的手腕。不但如此，他还有这样一个看法，愈是能结交贵人的，愈见得
其人有才能，因而“愈益任之”。此是刁间独具巨眼的鉴别人才的方法。

识人还要能用人。一般地来说，用奴仆来从事农、工、商业，最要紧的一点是
“同苦乐”。勤俭是治生起家的根本，所以要“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但这
些如果只是对奴仆的要求，而主人像卓王孙那样享用豪侈，则奴仆离心，事业决不
会成功。当然，在生活刻苦以外，应有相当的工资作为酬报，是即所谓“同苦乐”
的乐，才能维持相当的工作情绪和效力。

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刁间却还有更开明的做法，他允许奴仆自己经商，
只要完成了主人交付的任务，行有余力，尽可以用自己所积蓄的资本，买进卖出，
刁间不加过问。不仅不加过问，甚至予以财力上的支援。这就像陶朱公“三致千金”
而分散给他的亲友一样，造成许多外围的子公司，声势越发壮大，呼应越发灵活，
而且休戚相关，一荣皆荣，一枯皆枯，则要背叛刁间，不但他自己划不来，别的奴
仆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合力约束制裁，所以不足为刁间之患。

这是刁间超越当时所有的商业理论，独树一帜的成就。此外他还有许多长处，
尤其是对于白圭的理论，研究得非常透彻。白圭理论的精义在“观时变”。时者天
时，而刁间的“时”，亦包括人事。说得明白些，在掌握自然因素对于生产及贸易
的影响以外，还要顾虑到政治因素所导致的生产和贸易环境的变化。

先说天时。白圭的看法，出于计然，认为年岁丰歉是有周期性的。他是中国农
村中“卖青”这一制度的发明者。由于他手里掌握了大批物资，便足以控制农村中
的经济生活，如果年成好，谷麦丰收，则家家要添衣著，修房屋，于是他以丝和漆
来交换谷物，当然谷物的价格是低廉的。倘若年成不好，民以食为天，正好打开积
谷仓，以高价来交换棉花、土布等物资。在青黄不接之际，他又办理私人的农贷，
约定某项农作物收获后清偿。总而言之一句话，变的是“以少换多”的魔术。但是
他也有风险，譬如谷物连年丰收，一方面价钱越压越低；一方面陈谷会腐烂变质，
这样就要造成双重的损失了。

至于政治的因素，不是指政策的变更，而是指发生叛乱的战事而言。那时有一
项“战争财”好发，即是贷款收息。

最明显的例子是吴楚七国之乱，也正是刁间的那个时代。景帝三年，吴王刘濞
自广陵即今扬州起兵，勾结山东及楚地请王谋反，声势浩大，尤其震惊天下的是，
吴王所出的赏格：能斩捕朝廷大将的，赐金五千斤，斩一个裨将亦赐金二千斤。他
写信通知一起反叛的诸王说：“我的钱，存在天下各处，随时随地可以动用，不一
定要从吴国来取。你们要用钱，仅管用。有应该照上列赏格赏赐的，请通知我，我
立刻派专人送去。”口气之大，空前绝后，而决非妄言欺人。

在以前曾谈过，汉初分封诸国，最富的是吴国。因为有“即山铸钱，煮海为盐”
的大利，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的科威特那样，是不须缴纳任何赋税的。吴王刘濞，
以四十年的经营蓄积，财富不知其数。由于吴国钱遍天下，吴国的盐亦行销天下，
等于任何地方都有他的银行及盐号，所以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之。”

相反地，景帝承文帝之政，轻徭薄赋，国库不裕。如果说打仗就是打钱，则胜
负之数，未曾接战，就可判定。

也就因为财力不足，景帝当时虽派太尉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出关讨伐，但
意存妥协，所以采纳袁盎的献议，希望七国罢兵。七国同叛的起因，是晁错建议景
帝削诸侯的封地，所以出兵的借口，亦为“诛贼臣晁错。”袁盎与晁错是死对头，
当景帝因窦婴的提议，召见曾为“吴相”的袁盎问计时，袁盎正好借刀杀人。他密
陈御前：“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景帝
原是极信任晁错的，但考虑久之，终于说了句“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要向晁错
“借人头”了。

晁错作了“政策性的牺牲”，而袁盎的计策，并未生效。于是周亚夫的军事行
动才正式开始。当时从军的三十六将军，多为列侯，他们的封邑多在关东。为了保
护自己的利益，很愿意出力打这一仗。但有一层困难，领军从征，要自备粮袜军火，
从何而得？当时通行的办法是借债。汉初的利息，即所谓“子钱”，多寡并无明文
规定，只要当事人双方同意，订立契约，即有法律上的效力。列侯愿付的利息，亦
是空前绝后的，借一还十。不过有一个条件，要吴楚七国之乱平伏，才能还清本息。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军费是正当开支，等收复失地后、可以向老百姓摊派。

利息更高，风险也大。那时的一般富户，在战事上都看好吴楚七国的叛军。讨
伐失败，则列侯的性命怕都难保，又从何处去向他们讨债？因此没有一个人肯借。

在关中，独有一个姓“无盐”的，贷放了一千斤金子。三个月以后，吴楚七国
的叛乱讨平，无盐氏平地一声雷，增加了十倍的财富。都因为他具有政治眼光之故。
以刁间的为人而论，他也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吴楚七国之乱，齐王本来也参加了
叛乱组织，中途反正，以致临淄为胶东、淄川、济南三国所围。城中物资缺乏，这
也造成了刁间的机会。

利用机会就是乘时。机会稍纵即逝，所以坐而乘时以外，还该起而争时。治生
或者说致富的过程，在那时有三个阶段：第一，“无财作力”，以劳力赚钱，稍有
积蓄，便是第二，“少有斗智”，因为资本太小，一方面亏蚀不起，一方面要争取
暴利，不得不费尽心机，想出许多“花招”来取胜，于是第三：“既饶争时”，默
察时势环境的变化，掌握机会，大量进货、抛售，或作远程的投资。

这个过程与目前的情况，几乎完全吻合。所谓“少有斗智”，正就是中小企业
经营之所以特感吃力之故，一旦有了数千万的资本，就不必再去冒险投资，只要挑
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投资，必有盈利，成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
身有处士之义”的现代“封君”。

但是，这样舒服的做法是不大可能成为巨富的。要成巨富，还须“争时”，放
远眼光，走在别人前面。当然，仅有眼光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第一流的货殖家，要
像刁间那样具备“智”、“勇”、“仁”、“强”四种品德。

这是白圭的理论，而为刁间所充分实践。白圭是洛阳人，生在战国初期，周威
烈王的那个时代。其时有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名叫李俚，帮助魏文侯从事经济革新，
获得极大的成功。李俚是个重农主义者，所以他的经济学说，偏重在农业方面的改
革，概括而言，可得八个字：增加生产，调节盈虚。

增加生产的主要途径，是在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力。试以一百里地方作计算，
共有九万顷的面积，每顷一百亩，共九百万亩。其中山林、河流，以及城市村镇等
约占三分之一，则还有六百万亩的农田。如果农夫稍微勤一些，每亩至少可以增加
三升粟的产量；相反地，稍微懒一些，就会减产，一进一出相差六升，则六百万亩
田，就会有三千六百万升粟的增损。因此必须力田以“尽地力”。

其次是研究农产物的价格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关系。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民
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所以农产物的价格，贵与践都不是好事，从而导致出一
个“适中”的结论。

那末，如何才算适中呢？这也有一个算法，以五口家，耕田一百亩，在普通年
成来说，约可收粟一百五十石。除去什一之税，剩下一百三十五石，再除衣食祠祭
之费，不足约十五石，而医药丧葬之费，还未计算在内。此所以要“尽地力”以增
加生产，提高收入。

但增加了产量，如果因供求关系而跌价，则仍不能使农民获得实惠。所以价格
一定要维持稳定，不使其受产量增减的影响。换句话说，是要使农民在丰年卖出多
余农产物所得的现金，在荒年仍旧能够买回等量的农产物。根据这个目标，李俚所
订的办法是，将年成分为六等，平岁算作“下熟”，其上有“中熟”、“上熟”两
等，其下有“小饥”、“中饥”、“大饥”三等，上熟的年分，一百亩可收票六百
石，大饥则只收三十石，多寡的比例为二十对一。

调节盈虚的办法，在理论上也很简单，丰年由公家收买谷物，荒年由公家以平
价卖出，等于由公家提出一笔巨款，代农民保管谷物。这个方法行于魏国，魏国得
以富强。

因此，当时“尽地力”之说，是个极其风行的经济理论，治生者亦多偏重于农
业方面。唯有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配合农业生产的周期性，
发展出一套收买“期货”，由少变多的商业理论。

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经商
如用兵斗智，此一说还不足为奇，而以“商鞅行法”作譬，是他理论中最深刻的地
方。商鞅行法，任法不任人，绝无通融的余地，如果这样做生意，一定把客户都得
罪光。所以白圭的这个譬喻，意指“自律”而言，换句话说，他自己所定的办法，
所开的条件，一定做到，这样才能建立卓越的信用。

“智、勇、仁、强”四字，他也有相当具体的解释。智为权变，随时要考察情
况的变化，采取适当的对策。原来预定到某地去买丝的，一看行情，买棉花比较更
有利，使不能胶柱鼓瑟，非买丝不可。

勇者决断。这是作为一个大企业家的最宝贵的一种素质。以用兵而论，指挥官
最大的才能就是决断。因为情况的变化，适应的措施，属于参谋作业，而情势的估
计及计划的策定，有时会出现矛盾，而抉择只有一个——取矛或者取盾，这时的成
败，就全系于指挥官的决断。经商也是如此，用现代的情况作比，最明白不过的是
证券交易，“多”、“空”之间，相去万里，亿万进出，决于一念，他人只能提供
参考资料，买进的利弊如何，抛出的利弊如何，到底做多头还是空头？是谁也无法
替当事人作决定的。

所谓、“仁’，照白圭的说法是“取予”二字，而实重在“予”。经商虽是唯
利以图，但亦有仁义在。一个人肯牺牲，济人之急，将来自己遇到困难，才能期望
他人有以援手。所以“仁”之一字，说穿了亦是利。现代企业具有“取之社会，用
之社会”的牺牲精神，在实际上亦有培养市场的作用。至于杀鸡取卵的做法，则适
与“仁”背道而驰，古今成功的货殖家，从无这种做法。

最后这个“强”字，亦是白圭理论中的精义，所“强”者何？是“守”。中国
传统立身处世的道理，很着重这个“守”字，所谓“有为有守”是指积极与消极的
两面，“用行舍藏”的藏，亦作守字解释。评估一个人的价值，有时不在他积极的
有为这方面，而在消极的守的方面，看他如何自处？能安贫乐道，苦守待时，此人
便可能成大器，如果稍有拂逆，便失常度，有为而不能有守，这便是脆弱的表现。
经商的守，也是这样的道理。时机不利，能够保持冷静，泰然处之，尽力守住原来
的资本，乘时再起，此之谓“强”。

这说来容易做来难的四项品德，在刁间是完全具备的，而其独到之处，在能驾
驭舛黠的奴仆，所用的方法亦不出白圭的理论，一方面是“仁”，一方面是“商鞅
行法”的严厉。推己及人，使奴仆得以经营个人的事业，渐致富饶，则奴仆自然心
说诚服，乐为所用。

万一有那过分舛黠，反叛刁间的，他还有最后一项法宝，就是奴仆的卖身契。
汉朝的政府既承认奴仆为主人的财产，自然法律上有保护畜养奴仆者的条款，同时
奴仆的地位与良人到底有别，即使社会以势利相尚，对于能“交守相”有身价的奴
仆，另眼相看，但一旦涉及法律纠纷，有奴仆身分的，官司非输不可。

当时流行一句俗语，叫做“宁爵毋刁”，《汉书音义》解释这句俗语的意思，
说是有奴仆身分的人，自己在研究出处，是设法去当一个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呢？还
是投身到刁间那里，好有发财的机会？原文是：“奴自相谓曰：‘宁欲免去作民有
爵耶？将止为刁氏作奴乎？’”

这个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宁爵”应照字面释作：宁愿得一民爵——民爵为秦、
汉特有的制度，共分十四级，赐予庶民，而奴仆无资格得爵，所以“宁爵”即表示
宁愿做一个清白良民，在刁间那里为奴，虽然发了财，毕竟是一个奴仆。“宁爵毋
刁”，无非强调个人自由的可贵，而且要致富，在汉初也很容易。

汉朝的富翁，就其致富的手段而言，分为三等，务农为本，所以像任公那样折
节力田而起家的，称为“本富”。此外工与商，以及靠手艺谋生的，都称为“末业”，
因而致富者，就是“末富”。

最下等的是“奸富”，顾名思义，可知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去弄钱。其时所流行
的“奸恶”职业，有“掘家”、“博戏”、“私铸”等等，而皆与游侠有关。

至于所谓“末业”，除了刁间那样的大企业家以外，以手工业或者劳务收入发
财的，亦颇有其人，据《史记·货殖列传》，附记如下：

“卖浆水业也，而张氏千万”。浆是当时所通行的一种饮料，以米或粟煮熟，
投入冷水，几天后发酵，味酸有酒味就是浆。张氏卖浆，能致千万，当然是制浆有
独到之处，而且做的是批发生意。

“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修理刀剑的行业，称为“洒削”。既称“鼎食”，
可见郅氏用的工人极多。洒削不算小生意，装饰剑鞘，须用宝石美玉，应有相当资
本。

“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胃是羊胃，煮熟而调以五味，脱水成脯，是一种
美食。既云“连骑”，可知行销甚广。

“马医浅方，张里击钟”，张里不是一个人作马医，他是开的“兽医院”，用
人极多，所以开饭要敲钟。

司马迁叙了上述的末业致富者，下了一个结论：“此皆诚壹之所致。”诚则敬
业，壹者专心，不论货殖的规模如何，投入全部精力，专心一致，以出品的精良为
第一目标，赢得顾客的信任，近悦远来，自然成功。所以“诚壹”二字，应是古今
中外工商业的金科玉律。

作者：刁品安   发表时间：2012-04-06 22:3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