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拜

元朝名相拜住传略

中华王朝，自大夏王朝始，到大清王朝灭亡，曾经炫赫三千余年。各王朝的兴盛衰落，一方面取决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帝王将相对国家管理的成败。以皇帝为首，辅以王候将相的最高统治集团掌握着中华王朝的军国大权，他们的所作所为，对该王朝的强弱治乱，对国家的兴旺发达，乃至对整个历史进程，都有着重大影响。纵观历史沧桑，他们有的是历史长河中的顺水船，有的是中流石，有的是春汛，有的是冬凌，有的是与水俱下的泥沙，有的是顺流而漂的朽木。钩沉他们的史迹，传述他们的功过，自有历史评说。
中华王朝历史上令人称颂的名相重臣不乏其数，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之举为后人所赞扬。这里记述的是元朝名相拜住之史实，使人们从中颇得裨益。

崇 儒 励 志

拜住，蒙古札剌尔氏。元大德二年（1298）出生在元朝京城大都（今北京）乐安里。为将相之后，始祖孔温窟哇，二世祖木华黎，右丞相安童之孙。其父兀都带元成宗皇帝即位后封为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并领太常寺之职。
拜住五岁时，父亲兀都带不幸去世，母亲怯烈氏夫人年仅二十二岁，她立志寡居守节和婆婆把拜住抚养成人。平时，婆母俩对拜住勤管严教，发现一点不合礼仪的地方都要训导教育。拜住自小勤奋好学，功课根深底厚，为人谦躬审慎，熟谙朝中世故，表现出宏远端亮的祖风。
另外，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为少年拜住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拜住少年时期是在元朝京城大都度过的。史书记载：元朝第一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八月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至元四年（1267）正式兴工，在金中都旧城的东北修建新城。至元五年（1268）十月，宫城成，始建大内。至元九年（1272）二月，改中都为大都，定为都城。大都北连朔漠，南控中原，西拥太行，东濒渤海，地势优越。忽必烈迁都大都城，并按汉文化的传统，兴筑新都，说明元朝的统治重心已由漠北移到中原。为了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忽必烈必不可免地要学习汉文化，改行汉法，形成元朝盛世。至拜住出生时，大都历经26年盛世建设，已成为元朝政治经济中心，中央机构均设于此地，为少年拜住的成长提供了特定的社会环境。
拜住出生后，正值元成宗铁穆耳帝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即位四年。元成宗铁穆耳是元世祖忽必烈创建大元王朝后的第一位继承人，他“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竭力执政世祖留下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大元帝业。元成宗皇帝即位之初，在《即位诏》中颁布了守成政纲：“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规，惟慎奉行，罔敢失坠。”元成宗内承祖制，外修友好，社会一时安定。
拜住少年时，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驾崩于病榻之上，三月元武宗海山即位。元武宗因循汉制，重儒遵道，加上家族的严格教育和本身崇儒励志，少年拜住胸怀韬略，武艺精通。至大二年（1309），11岁的拜住袭为宿卫长，走上了立志报国之路。拜住的政治思想主要受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在延祐二年（1315）他任太常礼仪院使时，“每退食必延儒士咨古今礼乐刑政，治乱得失。”他把儒家学问视为“宰相之资。”并认为“若治天下，舍仁义，则纲常乱矣。”元英宗为太子时，在东宫中早就听宿卫之臣说起拜住之贤德，甚为崇赏。并时常与拜住交谈为臣之道，治国之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为以后君臣合作，推行新政打下牢固的基础。

太 后 预 政

在元朝皇帝中，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事皇太后以孝，待宗亲大臣以礼，颇有儒家风度。然而，正因为他曲意事孝，对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以致造成了仁宗朝太后预政，权奸蠹政的严重局面。
武宗、仁宗的母亲答己太后，是一个生性爱干预政事的女人。成宗死后，她曾以二子星命付阴阳家推算，以确定所宜立之君，由此造成了武宗和她的一场误会。武宗死后，当仁宗尚未即位之际，她又在兴圣宫干预朝廷人事，降旨召云南行省左丞相铁木迭儿为中书省右丞相。当仁宗着手组建自己的执政班子时，答己太后也建立了一个内则依靠黑驴子母亦烈失八，外则依靠右丞相铁木迭儿，徽政院使失列门、纽邻等干预朝政的体制。铁木迭儿在任云南行省左丞相期间，因擅离职赴阙，武宗朝的尚书省即奉旨诘问，但因有皇太后旨，故赦之。及仁宗即位，太后已用他担任中书省右丞相，仁宗只好曲意承认。仁宗虽然一再颁诏反对武宗朝以来存在的“内降旨”除官行为，但却无法制止母后利用内旨干预朝廷人事。据中书省臣统计，仁宗即位之当年（1311），“今春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其中欺伪，岂能悉知。坏乱选法，莫此为甚。”这一千多人的除官，既然中书省和仁宗都不清楚，肯定是通过皇太后系统直接任命的。延祐元年（1314），回回人、丞相合散，自言非世勋族姓，不可独当国，因举以病去职的铁木迭儿复为中书右丞相。仁宗考虑到铁木迭儿是太后信任的人，当即表示同意，并且嘱咐合散：“卿其启诸皇太后。”仁宗为了不违背太后之意，竟然把任命右丞相这样的重大国事，也交由太后决定。铁木迭儿再次入居首相职位期间，朝廷的政事更加阻滞，“僚属及六部诸臣，皆晚至早退”，致使“政务废驰”，刑狱、钱谷、铨选诸事稽违。
受太后宠亻幸的右丞相铁木迭儿，“怙势贪虐，凶秽滋甚”，激起了朝野的不满和忿恨。加之他执政上的失败，更引起内外监察御史四十多人对他的弹劾。其内容包括劾他“桀黠奸贪”，“蒙上罔下”。占据晋王田及兴教寺地和卫兵牧地，窃食郊庙供祀马，接受诸王人等银钞、宝珠珍玉之贿动以十万计。诸子无功于国，尽居贵显。纵家奴凌虐宫府，为害百端。误国之罪，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愿车裂斩首，以快其心”。仁宗听后，大为震怒，下诏逮问。不料，铁木迭儿却逃匿在皇太后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为了不伤太后心意，最后仅罢铁木迭儿的相位，敷衍了事。
太后与铁木迭儿狼狈为奸，“浊乱朝政，无所不至”。杨朵儿只奉命缉拿铁木迭儿归案，徽政院近臣以太后旨，将他召至宫门，“责以违旨”。枢密副使张笙批评朝廷任用铁木迭儿“非其人”，被徽政院使失列门以“皇太后旨”加以“切责”。张王圭被杖，“创甚”，离开“国门”。铁木迭儿擅政期间，有御史中丞赵世延等劾其罪恶十三事，内外御史论其不可担任太子太师的，又有四十余人。尽管如此，但由于有太后的庇护，仁宗“终不能明其罪”。太后与铁木迭儿的蠹政活动，不仅给仁宗朝带来严重的政治危害，而且在仁宗死后仍不罢休，还给继位的英宗朝留下无穷的后患。

力 行 新 政

仁宗即位之第五年，即延祐三年（1316）十二月，立嫡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四年后，硕德八剌正好十八岁，仁宗病逝，他顺理成章地于当年（1320）三月十一日登上皇帝宝座，是为英宗。
英宗即位后，虽然从礼仪上尊答已太后为太皇太后，又是上尊号，又是授册文，但是对她“浊乱朝政”的行为十分反感。因此，当太后前来祝贺英宗登基时，“英宗即毅然见于色”。这使得答己万分后悔，说：“我不拟养此儿耶！”从此“饮恨成疾”，直至死去。
英宗即位之初，虽然曲从太皇太后之意，加封右丞相铁木迭儿以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头衔，“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但对他与失列门“恩义相许，表里为奸”，权倾朝野，诬杀大臣，“以快私怨”的作为甚为不满。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英宗“觉其所潜毁者，皆先帝旧人，滋不悦其所为”，于是，他开始在朝中物色心腹，培植忠于自己的势力。一个出身于蒙古贵族家庭，仅此他大四岁的青年政治家拜住遂即选中。
拜住出身于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之后，在蒙古贵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英宗即位，遂拜他为中书平章政事。逾月，又任拜住为中书左丞相，引以为心腹。适逢有人告发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等与故要束谋妻亦列失八谋废立，犯了谋逆之罪。英宗密得其事，御穆清阁，召拜住谋之。拜住请鞫状，对曰：“此辈擅权乱政久矣，今犹不惩，阴结党羽，谋危社稷，宜速施天威，以正祖宗法度。”英宗原来有些犹豫，担心“彼若借太皇太后为词，奈何？”在听了拜住这番义正严词之后，不禁动容说：“此朕志矣”。于是，命令卫士悉擒斩之，并籍其家。由此揭开了这对少年君相合作推进新政的序幕。
失列门之党既诛，由于答己和铁木迭儿支持的政治势力仍然十分强大。铁木迭儿三度入相，前后“专政十年”，党羽心腹遍布朝中，盘根错节，“诸子内布宿卫，外据显要，蔽上抑下，杜绝言路，卖官鬻狱，威福己出，一令发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祸立至，权势日炽，中外塞心”。因此，在一段时间内，英宗还不得不对铁木迭儿佯示“信任”，如以坐诛的贺伯颜、失列门、阿散的家赀、田宅赏赐给他，并加封他“摄太尉，奉玉册行事”。拜住这时也只能通过私下场合，“密言于帝”，密献计策，对铁木迭儿的倒行逆施和势力扩张进行一些抵制。只是到了至治二年（1322）春正月，英宗亲祀太庙后，他才公开明显地表示出对铁木迭儿的冷淡疏远态度。当时，铁木迭儿久称疾，听说拜住奉旨离开京师，他于是便“出莅省事，人朝，至内门”，想进见英宗，结果被英宗碰了回去。英宗遣速速赐之酒，并对他说：“卿年老宜自爱，待新年入朝未晚。”铁木迭儿遂怏怏而还。“然其党犹布列朝中，事必禀于其家”。由于英宗、拜住君相态度逐渐强硬，铁木迭儿的气焰受挫，“故不得大肆其奸，百计倾之，终不能遂”。
英宗、拜住大展手足，力行新政，是从至治二年（1322）十月开始的。当时，他们的政敌的后台人物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于八、九月间病卒。而拜住则已于这年二月总领左、右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十月再拜中书右丞相，“独任以政”，总揽了中书省的庶政和宫廷待卫、机务大权。这些都为推行新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大量启用老臣儒士。拜住任右丞相后，首荐“四世旧臣”张王圭，并向他请教“宰相之体何先”的问题。是年冬，起用张王圭为集贤大学士，继又拜中书平章政事。自此以后，拜住大事“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不次用才，唯恐少后，日以进贤退不肖为重务”。至治三年(1323)正月，英宗又根据拜住的举荐，任命前枢密院副使吴元王圭、王约为集贤大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韩从益为昭文馆大学士，“并商议中书省事”。拜住还建言：“前集贤侍讲学士赵居信、直学士吴澄，皆有德老儒，请征用之。”英宗喜曰：“卿言适副朕心，更当搜访山林隐逸之士。”于是，又任命赵居信为翰林学士承旨，吴澄为学士。此外，在短期内被委以集贤、翰林院及六部官职的，还有王结，以及由他推荐的“名士宋本、韩镛等十余人”。这一期间，“士大夫遭摒弃者，咸以所长收叙，文学之士，则待以不次之除”。英宗、拜住为了“一新政务”的需要,“尊礼老臣”，大量起用遭受铁木迭儿排挤打击的先朝致仕老臣，“商议中书省事”，一方面可以弥补这对年轻君相治国经验不足的缺陷，避免政治上的差错；另一方面则显然是出于对抗以答己、铁木迭儿为代表的蒙古守旧势力的考虑。在“其党犹布列朝中”的形势下，君相二人只有借助于在政治上反对守旧势力的老儒旧臣。而这些老儒旧臣在被征用后，为了实现儒学治国的政治理想，也无不尽心辅佐。他们“以其禄居家，每日一至中书省议事”，在实际上充当了英宗推行新政的“智囊团”。“至治之政，多所参酌”。
罢黜冗官，整顿吏治。鉴于元世祖以后各朝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内外官署改升创设，日积月增，“近侍各私其署，夤缘保禄”，冗官冗职泛滥成灾，历朝“虽尝奉旨取勘减降”，成效甚微。为此，英宗决定大刀阔斧地减并除罢冗官冗职。至治二年(1322)十一月，开始下令罢世祖以后冗置官。三年(1323)二月，罢徽政院所属三尽管府。接着，又“锐然减罢祟祥、寿福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与此同时，英宗执法严明，“果于刑戮”，注重整肃吏制。他常戒群臣说：“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虽大臣近侍“有罪，当论如法”。“若为不法，则必刑无赦”。拜住独任大政后，“患法制不一有司无所守，奏详定旧典以为通制”。御史李端也建言：“世祖以来所定制度，宜著为令，使吏不得为奸，治狱者有遵守。”至治三年(1323)正月，英宗遂命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不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等，在仁宗朝“凡经八年，事未克果”的基础上，“纂集累朝格例”。二月，会集中书平章政事张王圭及“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审定”。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堂议题其书曰《大元通制》。英宗称赞其为“善令也”，下令“颁行天下”。颁行《大元通制》体现了英宗重视法制，督责各级官吏遵循典制法令，以改变政令不一，罪同罚异的混乱现象，一新政治的用意。
行助役法。针对当时国内“水旱相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为缓和阶级矛盾，拜住力主“轻徭薄敛”。他上奏说：“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失其心则失天下。钱谷，民之膏血，多取则民困而国危，薄敛则民足而国安。”，英宗称赞此言“甚善。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当熟虑而慎行之”。至治三年(1323)四月，在中书省集议的基础上，英宗“诏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其法规定：“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人官，为受役者之助。”这种助役粮法，在英宗死后，被其后继者沿用。据记载，泰定(1324--1328年)之初，在江南地区，除民户有田一顷以上按规定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凡寺观田，除宋旧额，其余亦验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此法实行后，“民赖以不困”，故《元史》“并著于此云”。
裁减不急之征。英宗推行新政之初，以立拜住为右丞相颁诏天下，首先宣布“流民复业者，免差税三年”。在实行新政的十个月中，又相继下令：“凡差役造作，先科商贾末技富实之家，以优农力”。诏免陕西明年(至治三年)差税十之三，各处官田明年十之二，江淮创科包银全免之。免回回人户屯戍河西者银税。罢上都等十处金银冶炼所，“听民采炼，以十分之三输官”。至治三年(1323)六月，拜住以海运粮视世祖时“顿增数倍，今江南民力困极，而京仓充满，奏请岁减二十万石”。七月，英宗诏“减海道岁运二十万石”，并免铁木迭儿所增收的江淮税粮。与此同时，英宗还下令规定：“今岁不宜大兴土功”；拜住“以国用不足”，谏止了英宗“命作佛事”的念头。这些措施，避免采用杀鸡取卵的办法，符合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客观上有利缓解民困，安定人民生活。
综上可见，拜住入相以后，所推行的“振立纪纲，修举废坠，裁不急之务，杜侥悻之门，加惠兵民，轻徭薄敛”的种种新政改革，其核心仍然是在继续进行元世祖即位以来的“行汉法”的政治措施。“英宗倚之，相与励精图治”，企图以此开创一个继承世祖业绩，“天下晏然，国富民足”的政治局面。而这一切，又不能不触犯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的恐慌和不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奸臣畏之，卒构祸难”；“奸党畏诛，遂构大变”；“奸党不自安，潜蓄异图”。一场谋弑英宗的非同寻常的宫廷政变发生了。

南 坡 之 变

至治三年（1323）春，英宗车驾巡幸上都，拜住以右丞相兼怯薛长的身份随行。五月，英宗御上都大安阁，见太祖成吉思汗、世祖忽必烈的“遗衣”，“皆以缣素木绵为之，重加补缀”，曾“嗟叹良久”，感慨万千。他益思“祖宗创业艰难”，决心推进新政，实现“图治”之愿。为此，在上都，他与丞相拜住抓紧时机，处理政务，发布了一道又一道施政命令。时铁木迭儿“过恶日彰”，“奸险贪污”的罪恶暴露，拜住遂向英宗“悉以奏闻”。御史盖继元、宋翼也奏言铁木迭儿“上负国恩，下失民望，生逃显戮，死有余辜”。英宗大悟，毅然下令于五月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六月毁其父祖碑，追收无受制书，告谕中外，七月籍其家资。这一果断措施，引起了“名为义子，实其心腹”的铁木迭儿的余党铁失的恐慌，为了逃脱即将降临在他身上的厄难，他不惜铤而走险，主谋策划了一项“结谋弑逆”，剌杀英宗君相的罪恶计划。在英宗车驾返程的前三天，铁失便迅速地纠集了一伙亲信党徒和朝中仇恨英宗的人，秘密策划行弑阴谋。同时，他还寄希望于与宣徽院内侍集团关系十分密切，且握有重兵驻守漠北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密遣斡罗思告诉他说：“我与哈散(枢密副使；又作阿散)、也先铁木儿(知枢密院事)、失秃儿(大司农)谋已定，事成，推立王为皇帝。”显然，铁失一伙是企图用刺杀英宗，另立新君的途径来摆脱困境，以便绝处逢生。
晋王也孙铁木儿于八月二日，在行猎之地秃刺得知这一逆谋后，立即将铁失的来使斡罗思囚禁起来，同时遣别烈迷失等火速奔赴上都向英宗报告。不料，遣使未至，而“南坡之变”已经发生。
八月五日，英宗一行自上都南归，驻跸离上都三十里之南坡(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是夕，铁失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与知枢密事也先铁木儿、大司农失秃儿、中书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之弟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副使阿散、佥书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律不花、兀鲁思不花，共计十六人，闯入皇帝行幄，发动政变。铁木迭儿之子锁南“亲斫丞相拜住臂”。在杀害拜住后，“铁失直犯禁幄，手弑英宗于卧所”。
铁失一伙行弑得逞后，遂分兵两路：由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铁木儿“奉皇帝玺绶”、北迎晋王也孙迭木儿于镇所。由铁失、赤斤铁木儿等一伙急驰大都，深夜从北门入城，迳人中书省，“坐中书堂，矫制夺执符印”，“收百官印，趣召两院学士北上”。当时，百官“莫知其端，久之，稍有知上暴崩于南坡者”。
英宗死时年二十一岁，从葬诸帝陵。泰定元年（1324）二月，上尊谥曰睿圣文孝皇帝，庙号英宗。四月，上蒙古语庙号曰格坚皇帝。

英 名 永 存

“南坡之变”后，晋王也孙铁木儿迫不及待地于至治三年（1323）九月四日即位，是为泰定帝。泰定帝即位之初，为安抚人心，在其组建的中枢机构中，除依靠晋王府的内史旧臣外，对直接参与“南坡之变”的元凶，也分别加封官爵，佯示赏功。但当他牢牢控制了皇权后，又不得不对这伙危害皇权的“奸臣贼子”进行严厉的惩罚。泰定帝即位之次月，在他尚未到达大都之前，下令将留在行所的也先铁木儿、完者、锁南、秃满等元凶，一举诛杀。被先期派遣回大都告祭太庙，且充摄祭官的铁失、赤斤铁木儿，以及失秃儿、脱火赤、章台等元凶，也在十月六日同一天，被中书右丞相旭迈杰、御史大夫纽泽干净利落地捕杀。
泰定帝为了洗刷和表白自己，采纳臣下对他的建议：“不除元凶，则陛下美名不著，天下后世何从而知。”为了维护皇权的尊严，巩固统治，继续清除铁失余党。对铁失一伙“并戮其子孙，籍其家产；”对依附铁失的官员，以“坐党铁失”罪免官；对“亲与逆谋”的“铁失之党”月鲁、秃秃哈、速敦等，一并诛杀；对参与逆谋的五个诸王分别处于“流窜”。
与此同时，泰定帝为了争取人心，还采取了尊崇被害先帝，昭雪冤案措施。除追谥被弑英宗外，对在铁木迭儿擅政时遭到诬杀的大臣予以昭雪。“诏存者召还录用，死者赠官有差。”并采纳中书右丞相旭迈杰上奏：“先世丞相拜住尽忠守节而命殒群凶，请皇帝嘉奖以光后世”。泰定帝下昭厚葬拜住，并赠封拜住为清忠一德功臣、太师、上柱国；追封东平王，谥号忠献。1324年正月，泰定帝册封拜住之子拜笃麟为宗仁卫亲军都指挥使。
拜住灵柩始葬于平江（今苏州市），明永乐初年，迁葬于陕西冯翊（今大荔县）兴平村（今拜家村）。清道光元年，族人奉旨在同州府（今大荔县）修忠义祠，将忠献公英灵入同州忠义祠内。道光十二年，皇帝下旨在拜住坟前树一石碑，额上镌刻“圣旨”两个大字，碑文竖写：“皇清敕旌元右相东平王忠献公墓”。
综上所述，拜住出身元朝贵族之家，远承先祖之风，在他短短的二十五年生涯中，励精图治，精忠报国。以他的才智和胆略为元朝的兴盛而竭尽全力，一身正气，一生英名，永留人间。
鉴于元朝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有些论述又极易出错，资料浩如烟海，研究与撰写都很难。为了弄清历史史实真象，本文力求靠近历史。同时，在编写过程中，也参考了历代史著，也参考了一些今人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谢忱。

作者：拜晓峰   回复：0   发表时间：2012-04-07 14:5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