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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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馆藏家谱的研究和利用——兼谈家谱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的关系刁文伟内容提要:江阴博物馆藏品序列中包括许多家谱资料,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向往的热情不断地高涨,博物馆应该利用馆藏家谱资料的优势,做好研究和服务工作,为本地的历史、人文的深入探讨提供丰富的资源。 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百姓生活安定。人们在物质条件逐渐满足的前提下,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享受。对文化的渴求正是满足这种享受的最主要的表现。作为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是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以此来丰富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年来,笔者发现走进博物馆寻求帮助的社会团体和普通百姓逐渐增多,他们想得到的这种帮助与博物馆的藏品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笔者在博物馆也正好从事这类藏品的研究工作,故而对这类藏品资源的研究和利用问题有着诸多的切身体会。以江阴博物馆为例,就此展开探讨,以求方家指正。一、馆藏家谱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江阴博物馆馆藏的家谱资料较多,其版本主要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木活字本,加上最近几年来,不断有新修纂的家谱捐赠进来,因此大大的充实和丰富了馆藏家谱资源。江阴博物馆自2005年新馆建成以来,随着库房条件的大大改善,过去一直尘封起来的这些家谱资料得以逐一展现出来,原来只能从藏品帐册上看到的书目,现在可以直接接触到实物了。对于笔者来说地方史是研究方向中的重要领域,研究地方史必然会涉及到家谱资料,因此对馆藏家谱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也随之而展开了。江阴博物馆收藏的家谱约有一百零五套,其数量大大超过了本地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家谱数量,这得益于文物普查的成果,捐赠是藏品来源的最主要渠道。老的家谱由于年代久远,进入博物馆藏品序列以后,受到保管条件和研究能力的限制,因此很多都是进馆时是啥样子,到现在还是啥样子,因此对家谱的整理很重要。整理时及时进行初步的研究,既有利于保存,更为今后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整理时给家谱定做外包装(函套),对残破进行修复,藏品登记卡片上对来源、品相、册数、尺寸等家谱信息进行逐一登录。通过这些基础性工作,让原来破旧不堪的家谱有了新的面貌,这不仅有利于保存同时也极大的便利了藏品的提取。家谱的研究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不仅要求研究者具备深厚的古文字基础,同时还要熟练的掌握家谱知识,因此“多看、勤学”是家谱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多看”是多看各类家谱资料,只有通过多看家谱才能真正了解家谱的撰写方法,修纂的体例和格式。家谱发展到清末民初时,其体例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其程式化、格式化似乎达到了非常统一的高度。因此只有掌握了家谱的编纂格式和体例,才能很顺利的看懂家谱。“勤学”是多向这方面的专家学习。通过各类专业性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从中汲取知识,不断地提高自己。上海图书馆是目前国内收藏家谱资料最多的收藏机构,拥有家谱研究领域的专家也较多,作为国内家谱研究最前沿的学术单位,笔者经常前去讨教,确实受益匪浅。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和手段,笔者对家谱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并逐渐的走进了家谱研究这一看似枯燥,其实充满深厚文化内涵的知识领域。2007年江阴成立了谱牒文化研究会,并创办了学术期刊《谱牒文化研究》,笔者有幸在研究会中担任了职务并参与编纂学术期刊,发挥了自己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作用。二、馆藏家谱资料的利用 近年来,续修家谱的热情逐渐高涨,江阴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据江阴谱牒研究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江阴自1988年至2010年共十二年间新修家谱330部,2011年还将有近百部家谱即将续修完成,因此谱牒文化的研究可谓是方兴未艾。博物馆如何利用这些馆藏家谱为社会提供服务,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首先是意识上的创新。过去博物馆的同志总认为博物馆的藏品保管好是最重要的任务,只要将文物保管好就万事大吉了。现在这种意识必须要更新,要有创新意识,博物馆保管好这些家谱文献固然不错,但发挥这些家谱藏品的作用,最大限度的为社会大众服务,才是今后博物馆发展的正确方向。就像博物馆不能仅仅守着自己的展厅举办展览,而应当将好的展览走进社区、学校、部队,最大限度的去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样。因此这就要求博物馆的同志首先要在意识上进行转变,认清楚家谱藏品的价值,不断的提升家谱研究的水平,更好的为大众提供专业上的技术支持。 其次是做好宣传工作。博物馆的家谱资料过去并不对外公开,为了更好的将这些馆藏家谱信息传递给社会,博物馆也想尽了各种方法,也采取了各种的手段,诸如通过参加江阴的谱牒文化研究会,以谱牒文化研究会及其学术刊物《谱牒文化研究》作为载体,将馆藏家谱信息传递出去。另外还可以通过博物馆自身的学术期刊《江阴文博》和博物馆网站扩大对外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馆藏家谱的资源。通过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很多续修家谱的组织和个人都慕名而来。查阅家谱、提供技术帮助成为了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一个亮点。据博物馆2010年的接待统计数据显示:全年接待家谱查阅者共计三十五批次。其中涉及最多的是因续修家谱而需要查阅、复印家谱的人员。馆藏的《王氏三沙统谱》(122册)、《梧塍徐氏宗谱》(51册)、《习礼夏氏宗谱》(50册),因为谱牒完整而备受青睐。 再次是提供技术的支持。博物馆不能仅停留在提供家谱查阅这一初级阶段的服务上,而是要利用在学术上的研究优势,为大众提供技术支持。要提供技术的支持,首先自身必须具备技术上的优势,所谓技术优势是指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笔者在接待来访人员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些对家谱知识了解并不深刻的人,他们企盼、着急的心理与他们所掌握家谱知识的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一叠叠家谱摆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焦虑的心态立刻显现出来,因此每当此时对他们的引导就至关重要了。在此,笔者还是想着重谈一下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该如何做好研究,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这个重要问题。 家谱的研究工作相当枯燥。枯燥而冗长的文字就会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因此要树立起信念和决心,只有坚持不懈的人才可能义无反顾的走下去。另外要学会研究的方法,正如上面笔者提到的“多看、勤学”,这是提升研究能力的最根本的方法,并没有其他的捷径可走。还有就是要更多掌握各类信息,主要是家谱方面的信息。笔者多次前往上海图书馆,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江阴的家谱目录都做了摘抄,同样对其它图书馆、博物馆甚至个人收藏的有关江阴的家 谱信息都做过记录,因此笔者所掌握的江阴籍的家谱信息量是非常多的。也正是一方面研究能力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各类信息掌握的非常多,故而许多走进博物馆寻求帮助的人都能得到技术上的支持。找不到老谱,博物馆有办法帮你寻找;不会修谱,博物馆可以提供技术支撑,如此这般的服务工作,我们会经常碰到,也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最后是处理好家谱的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馆藏家谱经常被查阅和复印显然对家谱的保护不利,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博物馆也借鉴别人的好经验,最大限度的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上海图书馆家谱资料已经全部做成了微缩胶卷,去查阅家谱,基本上是看不到原谱的。微缩胶卷在电脑上查阅是对文献最好的保护,也方便打印。当然要做到这点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江阴博物馆也借鉴这一做法,根据以往的经验将一些经常查阅的家谱和段落用数码相机拍摄下来,存入电脑,这样就既可以保护好原谱,又方便打印。而对于一些必须要查阅原谱的,为了保护方面的考虑,我们会根据天气的好坏,为查阅者提供口罩、手套等服务手段。尽可能的让家谱少受损伤。三、家谱研究和地方史研究的关系问题 地方史研究是博物馆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博物馆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馆藏文物、陈列展览和文物保护。作为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对其藏品的研究,其实也就是为研究地方历史服务的,家谱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研究家谱的目的就在于更合理的利用家谱资源,当摆脱了为研究而研究这一思想桎梏的束缚之后,会发现一切是那么的充满乐趣。 笔者对家谱的研究工作也同样经历了上述的过程,由单纯的研究家谱开始,逐渐涉及江阴的地方史,家谱中的许多信息与地方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关系紧密,相互补充、印证。(一) 家谱资源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补充人类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宰,研究地方史必然离不开人的因素。从人这个最基本的要素着手,来解读江阴的历史,应该是最切实际的。家族是人的群体,而家族的标识就是姓氏,这一盒盒、一叠叠的家谱,就意味着一个个家族的发展史和奋斗史,也正是这一个个家族见证和缔造了江阴这个经济、文化名城,他们中的佼佼者――徐霞客、刘氏三杰……作为家族的荣耀而载入了史册。地方文献中,对地方名人的记载往往缺失详细的材料,包括世系、出生年月等,而家谱中世系沿革和人物传略占有极高的比例。文献重人物事迹,家谱重身世,侧重点不同,正好可以相互补充。徐霞客是江阴的名人,也是国际名人,查阅《梧塍徐氏宗谱》,徐霞客的身世清清楚楚了。研究徐霞客,有些资料是必不可少的,诸如家庭背景,之所以能成为地理学家和游圣,家谱中可以帮你找到这些材料。翻开江阴的地方文献,从最早的《崇祯·江阴县志》中搜寻徐霞客的条目,只有区区两行字,真可谓简略至极,而清代方志中也未有添加,幸好清代方志中将徐霞客的《溯江纪源》收录到艺文中去了。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经常碰到。笔者研究过程中遇到名人,首先是要了解这个名人是出自哪个家族,是否有家谱,查到家谱查到本人,那么世系出身情况就清楚了。很多家谱中还有艺文、墓志铭、传略等内容,在修谱中编纂者会将家族中名人的文章、墓志铭、传略附在谱牒中,如果能将这些也一并查到的话,那么这个名人的基本情况就更加清晰了。家谱资料是地方文献重要的补充。地方文献在记载地方名人的时候往往因为内容庞杂,而忽视了许多细节,而涉及到名人的著作、文章、身世等也都不甚详细,而家谱却可以弥补此项不足。对家族中的名人,家谱编纂者会不遗余力的去搜集各种材料,来借此宣扬家族的荣耀,这其中不乏有夸张吹嘘的成分,但只要分辨清楚,掌握取舍,家谱是可以带来许多意外收获的。(二) 家谱是地方史的重要校正工具地方文献是地方史的重要载体,研究地方史是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地方文献,相对于家谱而言,许多地方文献的可信性要大的多,也严谨的多,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文献中也有许多错误的记载,这些错误或许是由于作者考证的偏颇,或许是引用材料上的缺失,因此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家谱就是重要的校正工具了。“夏树芳”,明代江阴的一位才子、隐士,许多文献都有其传记。民国《江阴续志》记载他出自“江阴夏氏”,由此而影响到了现代的许多矛学者。民国《江阴续志》是缪荃孙总纂的,作为晚晴著名的文人,世称“中国图书馆之父”,缪荃孙的学识无人怀疑,江阴本地的学者更是推崇备至,包括笔者本人也深信他的学识,这个问题应该不会错。然而在研究《习礼夏氏宗谱》的时候,问题出现了:习礼谱上从世系到传记都清楚记载着夏树芳的生平事迹,无可争议,夏树芳出自“习礼夏氏”而非“江阴夏氏”。文献与家谱之间出现矛盾并不奇怪,如何化解矛盾、修正谬误,严谨的考证、翔实的史料是学术上遵循的宗旨,并不是越“贵”越信,哪怕“贵”为学术泰斗、权威。这只是笔者遇到的比较简单的一个小问题,容易解决,也证据确凿,无可争议,改过就好了。然而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家谱和文献出现分歧,一时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该如何解决呢?笔者个人的意见是:家谱材料更可信些,当然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并不是一味强调家谱的重要性,而是相对来说,更信家谱。对《江阴李氏宗谱》的研究,笔者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因为这支李氏是江阴最大的一支李姓家族,人口众多,分布也广。该家族在明朝连续几代出过多位名人,地方文献中也都有记载。然而家谱与文献之间分歧太多,甚至于这支李姓的来源问题就引起了众多学者之间的争论。“蒙古说”、“金国说”、“唐代赐姓说”等等,一直没有统一,口水仗至今不断。在这些分歧中,张冠李戴者有之,本末倒置者有之,该如何判断,理顺这些问题?有些问题笔者倾向于家谱材料,如李姓的出处问题,世系的沿革问题等,因为家谱中墓志铭条上的记载是很靠谱的,而有关艺文方面,诗词、文章与地方文献上的记载的出入就不能完全信赖家谱的了。在这点上要多查阅资料,多考证,这类问题基本上也是文献的正确性较大些,毕竟家谱修纂者的水平要略逊一筹。他们往往注重资料的摘抄,而忽视考证,而文献要严谨的多。(三) 家谱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的作用地方博物馆经常会有考古发掘的工作,江阴博物馆也不例外,每年都有若干次的抢救性发掘工作要做。馆藏的许多文物也都是通过这些抢救性发掘而取得。考古发掘中,宋代以后墓葬较多,还往往是家族墓地,几个墓葬排列开来。每次发掘结束,编写考古发掘报告时,家谱的作用是显现出来了。江阴长泾、陆桥等地发掘过宋代、明代家族墓葬,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虽说有些墓葬有墓志铭随葬,但大部分都没有,通过墓志铭可以确定墓主人身份,通过墓主人身份可以确定家谱,而研究家谱可以将整个墓地情况了解清楚,如此这般,墓葬中的出土文物也就有了准确地年代依据。而有了准确年代依据的珍贵文物也就成为了标准器了。2001年发掘的长泾梁武堰宋墓,由于没有墓志铭和其它有纪年的文字,因此在断代上有些疑虑,也不敢确定墓主身份,但是由于这是个墓葬群,从《习礼夏氏宗谱》的记载上可以看到家族早期墓葬的排列图,结合对墓葬群中,先期出土的一块墓志铭的研究材料,这个墓葬的年代基本情况可以确定,虽然具体到谁最终无法肯定,但属于习礼夏氏第四代应该不会错,参照出土文物的特点,墓葬的年代被确定为南宋的晚期,该座墓葬中出土了三件鎏金银簪,体现了高超的金银器造型和装饰水平,具有较高的艺术和研究价值。(四) 家谱对博物馆学术研究课题的作用江阴博物馆由于收藏了许多家谱藏品,这就为围绕着这些家谱而展开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就笔者来说,通过研究家谱而确定的研究课题就是江阴的姓氏源流,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大课题,江阴有一百多万人口,姓氏何其多,来源又何其杂,从刚开始涉及到这个课题,我就不断地扪心自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资料充分吗?考证有误吗?……这种矛盾而踌躇的心态有恃无恐,始终困扰、压抑者我。缺乏耐心和信心往往会陷于举步维艰、甚至半途而废的尴尬境地,索性抛开这些顾虑,开始最初的尝试。很快《江阴姓氏源流考略》的(一)、(二)刊登发表了,正如预期的那样,反馈的一些评价逐渐平抑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情,暂且不论写得如何,课题本身的创意性就得到了大家的首肯,动力源于此,同样信心倍增于此,课题也就立足于此了。到目前为止,《江阴姓氏源流考略》已经完成了第(八)部分的撰写,包括王、张、徐、陈、黄、缪、李、夏、周、葛、吴等11个大姓氏。对这个课题的研究,笔者首先立足于家谱资料的收集上,只有家谱资料收集的越多,考证才会越全面,其来源及分布情况才会更清楚。其次是利用地方文献来进一步的考证。最后是将考古材料运用到研究当中。因此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家谱资料是主要的,地方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是次要的。《江阴姓氏源流考略》并不是简单的资料罗列和介绍,更重要的是增添了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资料,这些资料将有助于考证的准确性和严谨性。馆藏丰富的家谱藏品有着许多课题值得去发掘和探索,这既是江阴博物馆的可喜之处,也是压力所在,围绕着这些家谱而展开的课题研究值得去做,也必须要做。谱牒文化本身就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虽然枯燥,但意义重大。谱牒文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家族史的研究,还包括版本学、目录学、人文史等等各个方面,研究的范围还是非常广而有深度的。家谱作为博物馆藏品序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值得重视并且去研究和利用的、 刁文伟 江阴市博物馆 副馆长、副研究员 试论馆藏家谱的研究和利用
作者:60.168.15.* 回复:5 发表时间:2012-09-30 17:46:54
江阴姓氏源流考略(五)(七)周氏最近得到周森树先生所著《江阴周氏通览》一书,该书对江阴周姓的介绍可谓详尽,其资料搜集之翔实、考证之严谨,让人钦佩。笔者深感此书资料蒐集之不易。为以后本地周氏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姓的源头较多,但主要还是源自国号之“周”,至于封地于周或以国号为姓,皆可谓周姓之源,正如殷姓、夏姓一样。《姓源》所载周姓的来源非常详尽,其中周平王少子烈封于汝南,以周为姓,成为目前周姓的主要源头。江阴的周氏宗谱,周森树先生搜罗的可谓全面,在此仅将相对重要的书录著录如下:1、《顾山周氏宗谱》 上海图书馆等地藏有其两个版本,分别是清代光绪三年(1877年)和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修纂的,未见堂号,称“道国世家”,始迁祖为周琼,字学尉,南宋末官江阴 ,遂定居于江阴。2、《澄江杨树坝周氏宗谱》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周艺海等纂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木活字版本,共六册,堂号为“爱莲堂”,先祖世居宜兴,三十二世祖锡曦于明初同长子显,徙居澄江桃花镇。3、《澄江华庄周氏宗谱》历史研究所藏,分别为光绪元年(1875年)和宣统二年(1909年)的版本。光绪版的共六册,宣统版的共八册。堂号为“爱莲堂”,该宗谱上图藏有残本。其它“爱莲堂”堂号的周氏宗谱还有:《峒岐周氏宗谱》民国十八年版本,十二卷 私人收藏;《南漍创修周氏宗谱》2008年新修本等。4、《柏野里周氏宗谱》民国二十八年版本(1939年)堂号为“至德堂”始迁祖周玉书,明永乐十年从毗陵横山桥北丰迁居江阴璜土。5、“光霁堂”系周氏宗谱A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版本。周玉麟修,十六卷,私人收藏。B《峭岐里周氏宗谱》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周培根修 十四卷,私人收藏C《江阴云亭周氏宗谱》2009年新修本,九卷。D《周氏宗谱》(馿桥周三房巷支)上下两册 新修本E《江阴南漍周氏宗谱》2008年新修本 十六卷“光霁堂”周氏根在无锡,按谱为濂溪公(周敦颐)第六世解元进士周应之后;由道州迁居无锡之张塘,从此该支在此生根繁衍,有明一代也开始陆续迁入江阴各地。但“光霁堂”祠堂在无锡张塘,因此“光霁堂”周氏的脉络就清楚了。6、《张岐山周氏宗谱》十六卷,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活字本,十三册,堂号为“茂德堂”,该谱2008年已修成新谱十八本。7、《柘塘周氏宗谱》民国二十年活字本,共二十二册,堂号为“志学堂”以上所列并非全部,只是目前所掌握的江阴几支较大的周姓族谱。现作如下归纳,按堂号分:爱莲堂:华庄、杨树坝、峒岐、暨阳、南漍道国世家:顾山光霁堂:峭岐里、南漍、云亭等至德堂:柏野里志学堂:柘塘茂德堂:张岐山江阴周氏按谱来看,俱出自周敦颐之后,由于华庄周氏的谱牒尚未查阅到,该支的源流尚不清楚,其它各支基本已经清楚了。杨树坝:明初由宜兴迁居江阴桃花镇。始迁祖为周锡曦、周显父子。峒岐: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由吴江迁居峒岐后宅。始迁祖为受五公——周宗德,周敦颐十五世孙。暨阳南漍支:南宋末由松江隐居江阴南漍,始祖为周敦颐八世孙——维化公。顾山支:南宋时定居江阴东顺乡(今顾山镇),始祖为周敦颐六世孙——周琼峭岐里,南漍、云亭等以“光霁堂”为堂号的周姓各支:南宋时由道州迁居无锡张塘,始祖为周敦颐六世孙——周应。江阴各支即其后裔,明初至清代各支先后迁入江阴各地。柏野里:明初永乐十年(1412年)由武进横山桥北丰迁居江阴璜土,始迁祖为周玉书。柘塘:周敦颐四世子孙周湛,宋南渡时迁居金陵。十三世周思文元末避乱由溧水柘塘迁居无锡,此后子孙再由无锡迁入江阴各地。张岐山:该支实为顾山周氏之分支。周琼孙周正五,为该支之祖。此外据周森树先生所搜集的江阴周氏,还有出自锡山、陆墅、槽坊等各支的在此不一一列举了。缪荃荪在《江阴续志·氏族志》中提到了两支周姓,分别为:“周氏:周佑世居宜兴县,宋淳熙初官江阴军教授。遂居澄江门外定波闸,清周赓良博学有孝行为李兆洛高弟,子慰曾以廪生官奉贤县训导工诗文,书法尤擅长,著有《蓉江散人集》”。这支周氏家族,因未见家谱,所以其源流情况不是很清楚,查阅《崇祯江阴县志》卷三,人物·教职二中有“周祐,宜兴人,奉议郎淳熙七年任”与缪氏记载相吻合,唯“佑”与“祐”之别。淳熙七年即1180年,故该支周姓在江阴定居已有八百八十年的历史了。按理说该支中出了一些名人,不会没有谱牒,但目前尚未看到族谱,让人费解。《光绪江阴县志·孝弟传》周赓良条:“周赓良字唐士,岁贡生,殚精为文,有孝行,父疾割股疗之,殁后事祖母曲承色养,终身无间焉”。此外他还是李兆洛的高徒。他的儿子周慰曾,周佑曾都见诸于《江阴续志》中,《江苏艺文志·无锡卷》中也有周慰曾条。《江阴续志·人物》周慰曾条云:“字筱唐,一字拙生,赓良长子,廪贡生,官奉贤训导能诗文,尤善書,年十二書兴国寺大字额, 武进李兆洛奇赏之……所做诗古文多散失,仅存蓉江散人文稿一种”。周赓良、周慰曾,周佑曾父子三人皆有文名,且俱为孝子。由于没有谱牒,该支周姓还是无法得知详情。故暂称之为北外周氏。《江阴续志·氏族志》:“顾山周氏,周氏自宋时由江西迁江阴顾山,世饶于资。好礼尚义。周掖明成化癸卯举人,周儒正德已卯举人,周瑾正统时输粟六千石,巡抚周忱上其事,旌门表墓,缪尊素、黄疏祺等结九子社,周有士、周之望与焉,清周磬桂以学行名著,有《养斋诗文集》及《诗传补义》诸书,入儒林传”。顾山周氏是江阴周姓中的一个大族,并且其迁入江阴的时间也较早,约南宋晚期,其后裔在顾山及其周边数个乡镇拥有众多人口。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地方文献中对该家族中的名人也作了详细的介绍,野史中也有诸多叙述。早些的如崇祯《江阴县志》卷四人物志中有“周伯源、周桂祖孙,世能轻财好义,为德于乡,正统间出粟赈荒,贡马助边,俱旌为义民。诏碑其墓”。而《江阴续志》中所列的顾山周氏名人,也都见诸方志中。徐再思《澄江旧活》中也有“顾山脱袜周”条,将顾山周氏发家的传说记诸笔下,虽说有些夸张,但并非齐东野语。江阴博物馆藏有两方周姓墓志铭。其中一块出自顾山北麓。是1996年江阴博物馆通过考古发掘而获得的。发掘报告由唐汉章、翁雪花两先生撰写,刊登于1997年《无锡文博》第一期上。墓主人为周闳夫妇,墓志铭盖上篆书“故周宗大墓铭”。分两行直书。墓志铭铭文为翰林院侍讲承直郎王璡撰写,曰:“宗大讳周姓,世居江阴之东顺乡招福里,曾祖讳鑑。祖讳祥,考讳源字伯源。皆潜德弗耀奕,世以忠厚相承,周穷卹,匮乡邑。称为积善之家。伯源始治家有法,勤劳刻苦,遂致资产愈饶,且英伟倜傥,交结贤士大夫,声誉籍然,配徐氏,宗大其中子也,少敏慧,父母延名师教之,知纲常伦理,而期以力行之,伯源遭罹多难,远播万里外,宗大始冠,即从家务自任经营扶持竭其力,由是田畴增广,室庐更新,家业盛于先世……永乐初年,知者荐其名于朝,辟之以疾弗能应,乃养志安居,无所外慕,偶以事泛舟,适夜次刘家桥遇贼被戕,还家医药不能疗,甫三日而永逝,实永乐壬寅二月十六日也,远迩闻者咸痛悼之,生于洪武乙卯十月二十日,享年四十有八,娶邓氏生女淑顺,赘同邑赵良,宋状元发之裔孙,谦恭好礼,识见出人意表,侧室朱氏生子一人璠,年甫五岁……以洪熙元年三月十五日,安厝于顾山先茔之次……”江阴博物馆对此次考古发掘作了充分的准备,并动用武警战士保护发掘现场。如此这般。是因为墓主人的身份非常特殊,发掘现场是一个明代早期的家族墓葬群。主体为周宗大之父周伯源;之兄周宗苑,之弟周宗光,共四人。南面正中为周伯源夫妇合葬墓,该墓文革期间被盗掘,据说是衣冠冢,稍北由东向西排列依次为长子、中子、三子各墓,相距约15米,墓地原有享堂及石牌坊,颇具规模,早年已被毁了。周宗大墓出土了大量的木制家俱模型,种类较条,制作精致,采用了半榫、透榫、闷榫、斜榫等工艺,并采用铆钉固定法,为明代家俱演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墓内出土的一件漆奁及奁内盛放的生活用具颇有特色,尤其是带鞘刀、篦剔、铜镊等用具较为少见,对探索明代江阴的民间习俗具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出土的这合墓志铭,史料价值,研究价值较大。首先是确定了顾山周氏的源流情况与地方文献的记载相吻合,并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墓志铭上对周氏的记载如周伯源及其发家情况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甚至其充军发配云南之事也有所载。“世以忠厚相承,周穷卹,匮乡邑,称为积善之家。”与《崇祯江阴志》中的周伯源条:“世能轻财好义,为德于乡……出粟振荒、贡马助边,俱旌为义民,诏碑其墓”。如出一辙,原来墓地有的享堂、牌坊看来还是明代的时候朝廷为表彰周氏而建的呢!其次墓志铭与家谱的相互印证。墓志铭中世系情况为周鑑——周祥——周源——周宏(宗大)——周璠。而家谱为周琼(九世始迁祖) —阆(宗苑)——璂至周源(十三世)— —闳(宗大)——珪 —阊(宗光)——岳从十一世开始周氏分出各支,并陆续走出顾山迁往各地发展,两者基本相似。从中也可看到存在着矛盾之处,周宗大的儿子墓志铭上为周璠,家谱上为周珪。崇祯志上也是周珪,孰是孰非,无从判断,但家谱与墓志铭之间的相互印证,更体现出这段史料的可信性。再者墓志铭中还交待了周宗大的生卒年份以及家族的联姻状况。这些无疑为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江阴博物馆收藏的另一方周氏墓志铭也是明代的,具体出土时间与地点不见记载。志盖铭文为:“明故处土周公墓志铭”,志文为奉直大夫南京户部员外郎邑人张鑑撰写。文曰“明故友莲处士周君墓志铭……处士姓周讳旻字景仁,号友莲,世居晋陵北丰乡横山之阴,世谓濂溪之系,谱牒散失,莫能考其传,曾大父仲杰,大父彦皋,父讳忠字孟良。母陆氏……。子男三长曰本澄。娶江阴巨族陈氏女……次本澈、本浩侧室出,处士生于永乐已亥,殁于天顺甲申……,享年四十有六……葬于芳茂山……”。由于志文模糊。有些已经难以辨认了,但大致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参照已知道的江阴周氏谱牒。觉得柏野里周氏宗谱与此有些相似。祖居为武进横山桥北丰。两者在陈述上虽有些区别,但所指应该是同一地点。迁居的时间也大致相当,只是去世以后,归葬祖莹芳茂山上罢了。由于笔者尚未看到该支宗谱,因此不敢下此定论。通过上述江阴周氏的介绍。现将目前所掌握的江阴各支周姓的源流归纳如下:南宋时迁入江阴的周氏有1、 江阴北外定波闸周氏,始迁祖为周佑。南宋淳熙(1174-1189)年间迁入江阴(《江阴续志·氏族志》)2、 顾山周氏,始迁祖为周琼,南宋景定(1260-1264)年间定居江阴顾山,该支又分出周庄支和山观张岐山支等。(《顾山周氏宗谱》、《张岐山周氏宗谱》)3、 暨阳南漍周氏,始迁祖为维化公周绕 南宋宝庆(1223-1225)年间迁居江阴南漍(《南漍创修周氏宗谱》)明代迁入江阴的周氏有4、 杨树坝周氏。始迁祖为周锡曦,周显父子,明代初由宜兴迁至江阴桃花镇(《澄江杨树坝周氏宗谱》)5、 柏野里周氏 始迁祖为周玉书 明永乐十年(1420)年从武进横山桥迁来璜土(《柏野里周氏宗谱》)6、 峒岐周氏 始迁祖为周宗德 明洪武十六(1383)年由吴江迁至峒岐后宅(《峒岐周氏宗谱》)7、 无锡张塘“光霁堂”周氏 明代由无锡迁入江阴各地,形成了南漍支、峭岐里支、云亭支、馿桥周三房巷支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因谱牒未公开或笔者尚未看到谱牒资料的周氏有:8、 澄江华庄周氏:(《澄江华庄周氏宗谱》)9、 柘塘周氏 明代由溧水柘塘迁无锡再迁江阴形成璜塘系、祝塘系、青阳系、小园里系等。(《柘塘周氏宗谱》) 周森树先生还列举了陆墅周氏、槽坊周氏、锡山忠孝堂周氏等迁往江阴后的分布情况,甚为详实。江阴周氏从谱牒上看,应该俱为周敦颐的后裔,在江阴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分布范围,迁入江阴最早的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且支系庞杂,支脉繁多,可谓江阴的一大姓氏。 (作者:馆员、江阴博物馆办公室主任)
作者:60.168.15.* 发表时间:2012-09-30 18:14:39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大课题。江阴有一百多万人口,姓氏何其多,来源又何其杂。当初提出这个想法,我就不断的扪心自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资料充分吗?考证会有误吗……。这种矛盾而踟躇的心态有恃无恐,始终困扰、压抑着我。缺乏耐心和信心往往会陷于举步维坚、甚至半途而废的尴尬境地,我索性抛开这些顾虑,开始最初的尝试。很快《考略》的(一)、(二)于07年《江阴文博》上分期刊登了,正如预期的那样,反馈的一些评价逐渐平抑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情。暂且不论写的如何,课题本身的创意性就得到了大家的首肯,这其中有本地学者,也有素未谋面的外地行家。动力源于此,同样信心倍增于此,课题也就立足于此了。 我对江阴姓氏的研究,得益于职业抑或是兴趣使然。数年前,在经历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以后,我一直局限于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之中,并越走越远,对此居然还浑然不知,当面临挫折而陷入困顿与迷惘之后,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过去的思路,逐步调整今后的研究方向已成必然。作为一个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机构,博物馆无疑承担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和使命,对我来说,很幸运,二十余年考古经历所积累丰富的考古材料为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转变首先从研究宋代江阴的市舶务开始,文章刊登以后,引起了争论,参与争论的专家和争论的内容也不断扩大、延伸,出乎意料。我欣慰由此引起许多善意的争辩对学术发展带来了活力,当鼓起勇气去摆脱人云亦云的束缚,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我想至于对或有所不当,多少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就读大学的授业老师,让我形成了最初的历史观,并一直延续至今。正如某位领袖所说的那样“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我深信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宰,研究地方历史必然离不开人的因素,从人这个最基本的要素着手,来解读江阴的历史,应该是最切实际的。家族是人的群体,而家族的标志就是姓氏。江阴博物馆收藏有数十种家谱材料,其中有民国版的,还有新修纂的,这一盒盒、一叠叠的家谱,正是这一个个家族的发展史和奋斗史,也正是这一个个家族见证和缔造了江阴这个经济、文化名城,他们中的佼佼者——徐霞客、刘氏三杰……作为家族的荣耀而载入史册。 我所学的专业,就是一门追根溯源、刨根问底的学科,考古资料和谱牒文化的研究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撑。两者的区别在研究对象上只是实物与文献之间的差异罢了,而研究的方式和目的基本相似。由此对我而言这种转变很快就适应了,兴趣也随之转移,很明显现在阅读文献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摩挲坛坛罐罐的时间了,在阅读中找寻乐趣,在考证中感悟真谛。因此《考略》的写作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求知的欲望,同时通过对众多家族的剖析为切入点,来把握江阴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匆庸置疑,这是个大课题,富有创意性和挑战性。 江阴出现人类活动的遗迹,可追溯到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并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出现大的缺环,考古发掘证实了这点。然而要说江阴最早出现的家族,有据可查的是唐末时期迁入江阴的葛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江阴延续了一千一百余年,并且不断向外拓展。现在在江阴的许多地方都有分布。为何我要强调“有据可查”这个概念,葛氏家族见诸于众多文献之中,与其谱牒也相吻合,到目前所查阅的江阴众多谱牒之中没有超过他们的,难怪,缪荃荪在撰写《江阴续志·氏族志》时将青阳葛氏排在众多家族之首。江阴最早的人类出现在距今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到江阴最早的家族出现之间,相隔了近六千年,这六千年并非是个空白,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考古材料和文献找到一些痕迹,只是我们必须掌握辨别史料的方法,去伪存真,以求无误。 江阴最早的姓氏出现在何时呢?季扎、杜康、黄歇……方志中的这些记载都属于误导,我们无需去纠正,不然它就不是方志了。江阴见诸于信史的最早的名人——王宁,南北朝时期人,当时江阴之名尚无,他在后凉为官,《大清一统志》、《无锡人名人大辞典》中有记载,距今约一千六百多年,因史料有限,无法再深入了解其家族概况。上世纪末,博物馆于长泾镇发掘了唐代家族墓群,出土了二方墓志,墓主为孙晖;数年前我于申港看到了一方唐代大中年间的墓志,本地出土,墓主姓汤氏,两方墓志距今有一千二百多年,它们是江阴最早的,值得信赖的文字史料,研究价值极高。明·李翊著《戒庵老人漫笔》中也提到了在现在的顾山出土唐代大中年间墓碑的事。墓主称“琊王氏”,据此看来,一千二百余年前,已有孙、汤、王三个家族在江阴出现,至于他们的去向,是否一直在本地传承下去,或迁往他处,尚未发现可信的材料,至少目前在谱牒上找不到证据。 上面所述的这些史料,来源于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资料,对很多学者来说,有些是接触不到,有些是被忽略了。作为最早登陆江阴的家族,他们应该值得后人重视和尊敬。很遗憾,由于材料的制约,更多的家族都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而无法得知了。《考略》的写作并非是简单的资料罗列、介绍,更重要的是增添了考古发掘资料,这些资料将有助于增强读者的兴趣和信赖感,这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初衷吧! 收藏江阴谱牒最多的机构是上海图书馆,而江阴本地的收藏有限。近年来续谱之风渐盛,博物馆作为收藏机构,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亲睐,纷纷捐赠,我有幸负责此事,因此接触了许多新纂的家谱,至今我所掌握的家谱收藏信息数量达到数百部,涉及数十个姓氏,分藏在近十家机构和高校,因此,查阅、抄录、研究……每一项工作都是那么的繁琐,牵扯精力,花费时间、财力无法算计。积累是一种乐趣,考证是一种享受,我再一次身陷其中,乐此不疲。 “夏树芳”,明代江阴的一位才子、隐士,许多文献中都有其传记。《江阴续志·氏族志》中记载他出自江阴夏氏。我深信缪荃荪的学识,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错。然而在我写夏氏源流的时候,查阅了《习礼夏氏宗谱》,问题出现了,习礼谱上从世系到传记都清楚的记载了夏树芳的生平。无可争议,夏树芳出自习礼夏氏,而非江阴夏氏。同样的情况。将会始终贯穿于整个写作过程,文献之间出现矛盾并不奇怪,如何避免矛盾,修正谬误,严谨的考证,翔实的史料是我学术上遵循的宗旨,我只信对的,不信“贵”的,哪怕他贵为学术泰斗、领袖。 渐渐的已经成了习惯,遇到稍熟些的友人,便会相问,从姓氏到籍贯,如果祖上是土生土长的江阴籍人士,那么一路追问下去,直至对方哑口,我相信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实用。可以借此收集到很多家族的信息。在完成了江阴四大姓氏的考略以后,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就是“庞杂”。江阴的“王”姓主要出自“三沙”王氏,各分支之间仅在于“东沙”、“中沙”、“西沙”之间的区别。而“陈”、“徐”、“张”三姓来源复杂,支脉众多,如“张”姓就列举了十三支之多,而《氏族志》中只提到了流璜张氏等五支。我竭尽所能,但可以肯定所列这些根本无法涵盖全部,总希望大而全,而力所不逮。课题所带来的压力主要体现在资料的缺失,主要是谱牒。“破四旧”给后世造成的影响远非于此,我只能叹息对传统文化而言,“破旧”并不能“立新”。借此恳请方家及同好多给指导,多予帮助! 是为序。
作者:60.168.15.* 发表时间:2012-09-30 20:12:48
王 氏从最新统计数据来看,“王姓”已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姓氏,人口达9千多万人。就江阴来说,“王姓”也是4大姓氏之一,遍布全市各处。中洲出版社《中华人口百个大姓》对“王姓”来源考证颇为详细。“王姓”源头众多、族派纷繁,有出自周朝姬姓、商朝子姓、虞舜妫姓以及出自少数民族改姓赐姓等说。太原王氏、琅琊王氏是周朝姬姓王氏后裔,是最有名望的宗族之一。据目前资料分析,江阴“王姓”皆出姬姓之后,分3大支即三沙王、水南王、澄南王。下面分别就这这三支“王”姓作一下考证。一、 “三沙”王氏目前江阴“王氏”很大一部分出自“三沙王氏”,即“东沙”、“中沙”、“西沙”3支王氏,其先祖于北宋末人口大量南迁时定居于苏州。第一世王皋,为北宋宰相王旦七世孙,他的三个儿子分别为“三沙“之祖 —— 长子王易迁昆山称“东沙”,次子王铎留原籍称“中沙”,三子王允(胤)迁无锡称“西沙”。南宋始“三沙”王氏陆续迁入江阴各地,经数百年发展,成为江阴望族之一,其后又逐渐形成许多支派。我们需从家谱、文献入手进行研究分析,把握其“根”“干”后,方能弄清楚他们的“枝”“蔓”。(一)关于王氏宗谱。目前已掌握的材料有:1、《王氏三沙统谱》 清 •王钟、王承熟等修。光绪二年三槐堂木活字本,共122册。这套家谱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江阴博物馆及南京、美国、日本等地都有收藏。2、东沙支的有《东沙筑塘王氏宗谱》三十卷,民国王天民修,民国35年刻本,苏州大学图书馆藏;《东沙绮山王氏宗谱》十六卷,民国三十八年铅排本,历史研究所、河北大学、上海图书馆藏;《东沙古塘王氏宗谱》十六卷,清代王履初、王启修,光绪五年木活字本,国家图书馆张耀宗藏。3、中沙支(宋元之际王皋八世孙王贵八由苏州迁入江阴砂山)的有《唐沙王氏宗谱》十二卷,清代王锦才修,光绪5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王氏三沙全谱》共八册,06年新修版本,江阴博物馆藏,虽然称三沙全谱,实为中沙王贵八这一支,《唐沙王氏宗谱》始祖亦为王贵八。4、西沙支(始迁祖为王均实,元末自昆山迁至江阴桐岐)的有《西沙王氏宗谱》,上海图书馆分别藏有同治9年和光绪25年的木活字本,同治版本为清王兆材修12册,光绪版为16册王永盛修;《东常王氏西沙支谱》八卷,民国王培棠修,民国36年木活字刻本,常熟博物馆藏;《王氏西沙支谱》25册,新修本,江阴市档案馆藏。笔者认为,上列三沙系王氏宗谱,还远不能涵盖江阴三沙“王”氏全部。江阴博物馆藏有砂山出土的明代墓志铭一合,铭文文字较模糊,不能全部辨识,其中有“明故王母葛氏孺人墓”、“王之先世居长洲荻卢……国朝洪武初选居江阴邑东,富兴里……”等字样。这个“王母”属三沙王氏系,墓志铭所出地点与中沙支《唐沙王氏宗谱》中祖辈在明代早期迁入江阴周庄、云亭一带,并与当地大族葛氏联姻的情况较为吻合。(二)关于水南王氏。水南“王”氏因无家谱材料,研究无法深入,分布情况不清楚,有待今后发掘整理。笔者曾从民国《江阴续志卷十•氏族志》中查阅到“水南王氏自宋时由山西徙江阴青山号水南王氏,与三沙支别……”的文字。可以说,水南王姓家谱肯定有过,只是目前尚未掌握罢了,不然缪荃荪修续志时,何以将他们作为一个重要的家族来介绍,并且所载还甚为详细呢?从其续志所载看,这支王姓出过诸多名人,如清早期顺治、康熙年间的二位武举王耀宗、王兆鱼;乾隆时吴县训导其子王苏为进士出身,官河南卫辉府知府;王骐,举人,官山东单县知县,孙子王继之道光年间举人,官颖川府教授……。看来这支王氏还是非常显赫的。按说从宋代迁至江阴的话,800年左右时间应有相应的分布地域和众多人口,分支也多,但奇怪的是家谱材料在各大图书馆和收藏机构均未发现。《续志》中称水南王氏出自山西,与三沙王氏有别,从这点看这支王氏为姬姓之后,太原王氏与三沙王同出于太原,同为姬姓之后。(三)关于澄南王氏。澄南王氏出自三槐堂,与三沙王氏同一个堂号,也就是说“三槐堂”的始祖、五代宋初的王言是他们共同的祖先(王言的7世孙王皋为三沙王氏之祖)。上海图书馆藏有《澄南王氏家乘》四卷,民国32年铅印本,始迁祖为王蟠,清康熙年间自安庆府迁居江阴澄南。江阴档案馆也收藏有王大河重修的《澄南王氏家乘》一册,这支王氏迁入江阴较晚,分布范围相应较小,人口也少,地域性很强。二、 其他王姓江阴王姓有史可查的,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比唐代琅琊王氏还要早4~5百年)的王宁。《大清一统志》载王宁:“十六国时期后凉官吏,字德和,江阴人,官中奉大夫,著有《笑庵集》十卷,已佚。”这个王宁也是最早的具有准确江阴籍贯的名人,但由于缺乏其他资料,该支王姓的来源及发展都无从考证了。其它文献中记载明代以前,除上述三支“王”姓以外,还有许多“王”姓家族在江阴居住,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而难以考证。至于琅琊王氏,明代江阴人李翊著《戒庵老人漫笔》卷三《唐大中时墓铭》载:在北漍赤岸出土了一块唐代大中三年(849)的墓志铭,由于字迹不清仅能辨认首行,上书“琅琊王氏墓志铭……”可见王姓迁入江阴已经有1000多年了。与太原王氏不同的是该支王姓出自山东琅琊,但其延续情况不得而知。三、江阴王姓名人宋元时期江阴王姓出过许多名人,其中又以文人居多。如:王令,字逢原,祖籍扬州,先迁镇江再迁江阴。江阴的方志和《江上诗抄》中都有其介绍。王令与北宋宰相王安石交往甚密,互有诗文交往。另外江阴王子高及王子立兄弟是苏轼、王安石的弟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家中藏有苏轼的许多简帖。又如:王宁,方志和《江上诗抄》中记载他是南宋时人,字德和,中奉大夫,著有笑庵集十卷,并录有其《浮远堂》诗一首。再如:王建大,王宁孙方志中记载他“字直方,世为赵人,侨寓江阴,其先七世,有利于朝者,建大以文通判冢嗣,奏补将士郎……致仕归,兄弟不忍折局,买庐哄桥巷,休暇岁余年六十卒,葬绮山之原。”还有王逢:元末著名诗人,字原吉,号黄山,自号席帽山人,后避地松江之青龙江,著有《梧溪 》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四卷三的《德佑间子撰父志》文中也正好提到了这支王姓家族,并叙述得较为详细,与方志极为吻合,可互为佐证:“嘉靖十五年丙申,岁秋,邑中大街虹桥沟东居民钁地得石,乃宋末恭帝德佑年间子撰父圹志,为余业师沈善吾所得,备录于左:王君録参从事圹志,先君讳建大字直方,氏王,曾祖 奉议郎,累赠重大夫……祖宁,中奉大夫,直微 阁,司农少卿……父燾:朝敇大夫,通判泰州军州事……类集少卿《笑庵文稿》……盖王氏世赵人,二江阴则侨寓也……至是买庐虹桥巷休假,……子男一人,伯然女五人,……安厝于昭闻乡绮山之原……”以上所列宋元时期江阴王姓名人,在缺乏家谱资料的情况下,考证他们的族属是有难度的。王令祖籍扬州,是迁江阴第一代,往下无法考证。王子高、王子立兄弟也无法考证,但可肯定,他们与三沙王氏并无关联,并早于三沙王氏100多年,是否出自三槐堂也很难确定。王宁、王建大这支“王姓”主要生活在南宋时,“七世做官,世为赵人”,出自太原王氏,方志称为“侨寓”,他们最晚应是在王宁的父辈时迁入江阴的,因为《正德江阴县志》人物特奏中已有王宁叔叔的记载了,这一支也肯定与三沙王氏没有关系。那是否与水南王有关系呢?没有家谱,无法定论,且这种可能性极小,不然《江阴续志》中不会不记载的。在我看来,上述王姓家族应该有些人气,不至于很快就湮没,但不见流传,无法理解。至于王逢,《续志,氏族志》提及他的族属情况,可确定他的归属出自三沙系西沙支中的一派。纵观现在江阴“王姓”,大部出自三沙之后,无论从地域分布、人口数量看,三沙王氏后裔最广和最多,是江阴王姓中的最大的一支。 张 氏“张”姓的起源,主要有3种说法。一为黄帝之后“挥”,因为能制造弓矢,所以赐姓“张”。“挥”为弓箭发明者。其后以“张”为姓,是为河北张氏。二为黄帝“姬”姓之后代,春秋晋国大夫解张,字张侯,其子孙以字命氏,是为山西、河北、河南之张氏。三为出自赐姓或他姓改姓。《江阴流璜张氏宗谱·张氏姓原》中也将“张”姓的起源追溯到黄帝之后“挥”的身上,同时又将张侯作为始祖。看来已经将两者混成一谈了。但据查阅一些张氏宗谱后发现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所幸他们都出自“姬”姓之后。一、江阴张氏分支江阴张姓人口较多,同为4大姓氏之一,分布地域也广。从目前资料看,张姓分支非常庞杂,流璜张氏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其它如钦贤支、太宁支、龙砂支也有较大的规模。(一)流璜支(序源堂)。目前流璜支张氏宗谱共有三个版本:1、同治十年木活字本,6册,清张吕璜修,上海图书馆藏其残本;2、光绪三十年木活字本,33册,清张步斋修,上海图书馆藏其残本;3、民国三十五年木活字本,35册,民国张养和修,上海图书馆藏其残本。江阴市博物馆藏有32册,缺第二、七、二十九卷。流璜张氏进入江阴的时间及始祖,家谱记载前后有矛盾。《江阴续志·氏族》中录为“宋时有张逵者仕常州,卒葬江阴秦望山,是为流璜张氏……”;家谱《序》中称“系出韶州曲江,后徙居淮南楚州,始迁祖逵,赵宋时仕于常州,卒葬江阴秦望山冈湾底,子孙遂定居江阴,其孙天秩始家于流璜……”。查阅其它张氏宗谱可知始祖张逵所处的年代并不统一、差距甚大,有南唐说,有北宋说。按《横村张氏重修宗谱》序所述“逵仕南唐,佥判江阴,没于任,卜葬秦望山之岗湾,长子百一归淮南楚州,次子百二居流璜,越二传百二公之孙万二公迁桐岐,万三公迁张渚,万四、万五仍居流璜,万一公迁居茶岐,守彦通公(逵)墓……”,横村张氏是为万一公之后。宜兴张渚的张氏始祖也为张逵,与流璜支始祖同,家谱中还专门有两谱的对比考证,阐述较为清楚,而这支张氏出自韶州曲江,与唐代著名宰相张九龄同族。目前流璜张氏分布较广,江阴霞客镇及周边无锡、常州等地都有分布。笔者也了解到流璜张氏的许多分支都已相继开始续修支谱。(二)钦贤支(光裕堂)。目前所知钦贤支张氏家谱俱为民国版本,有民国三年木活字本,二十卷20册,民国张琏修,美国藏;民国三十八年木活字本,二十四卷26册,民国张子初修,上海图书馆藏。钦贤张氏迁入江阴为南宋时期。《江阴续志·氏族》载“钦贤张氏,世居山东登州,宋理宗朝有名英者官都督始卜居江阴城内钦贤里即今之都督坊巷……”,与家谱记载吻合,只是家谱中称定居地为锁巷(宋代县志所载又名钦贤坊),与都督坊稍有出入。这支张姓迁入江阴较早,有近800年时间了,所出名人众多。据《江阴续志·氏族》所载,有元代张缙,进士,官至浙东廉访使;明正德年间进士、大学士张衮,也出自该家族;还有明代张明儒、张绍芳,清代张廷魁、张男寅、张治等,可谓辈出,不胜枚举。因此家谱中收录有明清两代大家诸如钱谦益、李兆洛及顾炎武等名人所撰的记、跋。(三)龙砂张氏。江阴龙砂张氏宗谱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手抄本,张洵佳纂修,共4册,不知何故堂号不明。该支张姓宋时居汴梁,南渡时其祖本真南迁占籍扬州之泰兴;清雍正十年,始迁祖瀛秀移籍江阴东乡华士镇,民国十年续修宗谱,修成后未及刊印,仅存手抄本,人物生卒年月下限为民国二十六年。《江阴续志·氏族》中也记有龙砂张氏的情况:“张秀甫清雍正间由泰兴迁居江阴华士镇,张玉墀道光庚子举人为李兆洛高弟,沈潜古义有名于时,张洵佳(注:纂谱人)同治癸酉优贡,官河南知县”。家谱与方志记载略有出入的是始迁祖的人名。家谱材料当更可信些。(四)刘墅张氏。该支张姓宗谱现藏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江阴长泾镇志办也曾征集得一套十一卷,首、末各一卷,张宝浩修,民国十四年木活字本,12册。刘墅张氏的先祖与流璜张氏同,溯至张逵;张逵四世孙万一移居邑西之茶岐,嗣后刘墅头支、长泾支俱出茶岐;刘墅支祖晋为逵二十世孙,清初由茶岐迁刘墅头。此外家谱中有该支有声望的近现代外科名医张宿辉的事迹。(五)青阳张氏(聿修堂)。《青阳张氏重修家谱》十卷现藏上海图书馆,北漍镇志办曾征集得一部,光绪九年木活字本,12册,清代张锡九纂修。该支张氏出自唐张九龄之后,八世孙谏为常郡太守,流寓毗陵,后家无锡;始迁祖辅,明正德、万历间由无锡景云乡徙居江阴青阳镇东街。《江阴县志·氏族》中有青阳张氏的记载:“元张瑞,能诗文学者称沟南先生,官江浙枢密院都事;子宣,明洪武初征授翰林院编修,著有《春秋》、《胡氏传·标注》及《青阳集》等书。张履正,万历戊戌进士,官九江道;子有誉,天启壬戌进士,官南京户部尚书,太子太保……”。工具书和文献对张瑞的籍贯俱称元代江阴人,与家谱所说张辅明代正德、万历间由无锡迁入的内容相矛盾。笔者认为,这是家谱修纂过程中的失误造成的。诸如张瑞、张宣父子等都是非常有名望之人,《明史》、《常州志》中都有记载,对他们的籍贯肯定不会考证错误的。(六)太宁张氏。该支张姓未见家谱,而《江阴县志·氏族》有记载:“太宁张氏先本姓王,世家淮西,元至元末,明祖兵起,忽雷元帅时已致仕,隐居江阴与江阴侯吴良有旧,恐其迫令仕明,遂改姓张忽雷,子诚迁居邑西太宁里。张元灏清道光庚戌进士,所居得月楼藏书万余卷,子廷寿岁贡,年八十余,书画诗词均超逸”。文献中对这支张姓记载甚为详细,可惜没有家谱,无法深入研究。查阅江阴地方文献,太宁里当在县城西南的南闸、夏港一带。这支张姓是由“王”姓改姓而来。(七)亭子港张氏(草圣堂)。《亭子港万十公张氏宗谱》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木活字本,张云台纂修,二十四卷,首末各一卷,15册,上海图书馆藏残本。这支张氏先祖可追溯到宋代张标,靖康年间南渡,由汴梁到杭州,历二世至万十公,自杭州复归常熟县水潭头是为一世祖,传至十世孙张春,自无锡花园昭迁居江阴东乡亭子港东岸,为江阴亭子港张氏始迁祖。上海图书馆残存的是各房边系。(八)南新桥张氏(馀庆堂)。《南新桥张氏续修宗谱》十二卷,清张德文修,宣统三年(1911)木活字本,12册,上海图书馆藏。始祖为张逵,其九世孙文俊徙居苏州盘门百花洲,文俊孙刚,元季又徙至澄江南新桥,为始迁江阴祖。(九)陶北庄张氏(孝友堂)。该支张氏宗谱现藏上海图书馆,民国三十年(1942)木活字本,十六卷,张文贵纂修。先祖为张标,始祖为张万十,始迁祖张裕福于明中叶由常熟迁居江阴马嘶镇之陶北庄。(十)无锡河亭张氏(寿康堂)。这支张氏的家谱藏上海图书馆,称《张氏大统宗谱》,清光绪二十年(1894)木活字本,张均纂修。一世祖家庆,少时与祖父居临安,宋末避乱由浙迁至苏州盘门外蠡墅镇;至第十一世概迁居无锡河亭,其后嗣析居于江阴祝塘、青阳、峭岐等处。该家谱为无锡、江阴各支之统宗谱。(十一)城湾张氏(二铭堂)。《城湾张氏宗谱》清代木活字版本,上海图书馆藏其残本,作者不祥,居地为江阴,因是残本而无法得知其全貌,该支张氏出自北宋著名学者张载之后,从谱名城湾来看,当是居住江阴城内。(十二)横村张氏(百忍堂)。江阴市档案馆藏有《横村张氏重修宗谱》一套,1928年木活字本,8册,民国张有九主纂。始祖为南唐张逵,明初由武进茶岐入赘江阴横村。(十三)澄江张氏(世贤堂)。查阅江阴市谱牒文化研究会《谱牒文化研究》创刊号中张剑峰先生撰《澄江张氏考》一文,该支张氏为明初由安徽濠州迁江阴申港怀仁里(申港南,舜山北)。现在该支人口较为壮大,张家桥在申港也极有名,为该支地望。因末见家谱,故源流尚不很明确,但该支出自曲江张氏可以肯定。此外,江阴博物馆还藏有一本《张氏宗谱》残本,因残缺严重,故无法窥其端倪。二、江阴张氏特点综合上述13支有据可查的江阴张氏情况,可归纳如下特点:(一)迁入江阴的年代。流璜支、钦贤支最早,为宋;其后如青阳支等主要集中在元、明两代;其它还有清代迁入江阴的,如龙砂支等。从目前保存的家谱看,流璜、钦贤两支是江阴最大的两支张姓,人口多,分布地域也广。(二)各支上溯。有达南唐张逵系的,如流璜支、刘墅支、南新桥支、横村支;有达宋代张标系的,如陶北庄支和亭子港支。其它还有可达张英的钦贤支、达张本真的龙砂支、达张谏的青阳支、达张家庆的河亭支、达张孝三的澄江支,还有由“王”改“张”姓的太宁支。各支始祖的年代大部分为两宋时期,延续时间有800~1000年左右了。(三)各支堂号。各支修谱时,堂号存在着紊乱现象,甚至如张逵系的流璜、刘墅、南新桥、横村这四支,有称“序源堂”的,还有称“馀庆堂”、“百忍堂”的,堂号各异,与王姓的“三槐堂”堂号统一的现象大不相同。由此亦可见张姓之庞杂。
作者:60.168.15.* 发表时间:2012-09-30 20:16:56
江阴谱研会办公室刁文伟主任,根据江阴地方文献、上海等图书馆所藏江阴宗谱以及博物馆藏历代墓志铭50余方,研究、考证目前江阴主要姓氏源流,撰写了《江阴姓氏源流考略》,成为江阴姓氏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又为江阴地方志开辟新章节。
作者:60.168.15.* 发表时间:2012-09-30 20:25:39
洪武七年九月,明政府颁布钞法。洪武八年,朱元璋诏中书省造“大明通行宝钞”,并规定以钞为主,钱为辅,钱钞皆分等使用。在钞法实施初期,明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首先限制纸币发行的数额,提高宝钞在流通中的信誉。再者,“禁以金银交易,违者罪之”,对伪造钞币者也严加惩处,以严刑峻法保障钞法的实施。这对防止奸民盗铸,稳定货币流通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三,在宝钞最大面值和最小面值相差百倍的情况下,合理分等,使得纸币面值的分等配套趋于完善,同时辅以铜钱,钱钞并行,形成分层次配套流通的格局。此外,宝钞由中书省(洪武十三年改为户部)统一印造和发行,因此在印制和发行上有较高的统一性,使得钞法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适应,比其它各朝更为成熟。当然,和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一样,明朝在走过了它的稳定期之后,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从明朝宝钞流通分析、军费、宫廷开支、外事费用和官俸,以及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集团挥霍浪费的支出日益膨胀。从租赋税收到盐茶专卖等方面的收入根本不能支付这笔庞大的费用。因而钞法被用来作为统治阶级压榨人民,维持财政的工具。大量纸币的印造和发行,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使币值出现无法控制的暴跌。明代虽然始终没有更换新钞,也没有扩大面值,“一贯”始终是最大面额,但钞值还是和前代一样,不断跌落,物价翔贵,终因狱讼纷起,民益厌苦,而钞亦益贱,而于弘治、正德年间停止发行宝钞,终止钞法,改以金银交易。虽然明末也曾重新实施钞法,但也以同样的结局而告终。大明钞法在实施中的失败,主要在于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对人民剥削和压迫的欲望,不顾经济规律,滥发纸币,并且只发不收,新旧钞并行,造成流通中纸币的剧增,使得币值迅速下跌,最终引起恶性通货膨胀。
作者:60.168.15.* 发表时间:2012-09-30 20: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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