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忠民

在宋代政治舞台上，存在着宰辅、台谏、侍从三大势力。陆恺所谓“天下事非辅相大臣不得行，非谏官、御史不得言，非侍从之臣不得与国论”，简要地说出了三大集团的分工。其中辅相大臣是军国大政的执行者，各朝君主既委以重任，又加以钳制，而依靠对象即是称作“耳目之官”、“腹心之任”的台谏、侍从。由于台谏兼有议论朝政、弹劾百官的实权，其势力较之侍从更为雄劲。然而，宋代君主重用台谏以钳制宰辅的措施却时时走向反面，权臣往往通过操纵台谏而达到擅政的目的。可以说，在宋代皇权与相权这座天平上，台谏势力是最重的砝码。正是由于台谏官突出的政治地位，以及台谏制度自身所具的特色，自宋代以来，史家、学者都甚为关注。南宋史家李焘曾撰《天禧以来谏官年表》、《天禧以来御史年表》，又于《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详载台谏官事迹与议论。可惜二表失传，后人也无为之补撰者，该制度的基础研究显得很薄弱。我想补撰李焘的两表，并扩展其时限，上溯至宋太祖开国的建隆元年（960年），下延至宋亡的祥兴二年（1279年），在我将所得资料编制成草表时却发现，熙丰之际缺殿中侍御史。联想到当时正是熙丰变法时期，此一特殊现象必是特殊政治气候的产物；后又看到除殿中侍御史外，侍御史亦仅有一二人，而监察御史中也多是试用性质的“里行”，这在宋代台谏史上是一畸形状态。下面先证实这一现象，然后浅释其产生的原因，并略加评议。

　　一

　　宋代御史台以中丞一人为长，另以知杂御史一人为副，此下便是三院御史，即侍御史（台院）、殿中侍御史（殿院）、监察御史（察院）。自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孙昌龄、钱罢免以后，至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蹇序辰、翟思受任之前，历时14年半，殿中侍御史全缺，侍御史亦仅出现二人，而监察御史则多为“里行”，这无疑是一种畸形的组织结构。

　　李焘撰《天禧以来御史年表》虽已失传，但御史人名却保存于其子李的《皇宋十朝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神宗朝有68人。李焘博学多识，当时除国史、实录、会要、私史、文集外，还有《御史台记》、《御史题名》等专门记载可供参考，其搜罗想必是很详尽的。观上表中王圭受命未久即亡、赵受命即辞，他都予以著录，可以证明这一点。根据现存宋代史料，对《纲要》所列68名御史进行考察，除去直任知杂御史，不属三院御史定员编制外，其余已全部列入表中，所以上表的资料具有全面性。由于李焘十分重视台谏制度，在《长编》一书中叙述御史事迹甚详，除个别人物外，都能在《长编》中查到准确的任免时间和官衔，所以上表资料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既然上表资料具有全面性和准确性，它所反映的应是当时三院御史的建置原貌，可以据此展开讨论。

　　二

　　下面将结合前期御史制度，从定员之制、序迁之制、选任之制三方面，分析熙丰之际御史台的特殊状态。

　　所谓定员之制，应当包括三院总额与各院定额两方面。总额方面，自天禧元年（1017年）三院定置六员以来，仁、英两朝基本上是如此施行的，而熙丰之际则长期处于缺员状态。自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以后，至元丰三年（1080年）以前，每年御史最多时仅有四员。自元丰三年起，人数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元丰二年末，神宗采纳御史中丞李定的建议，推行六察法，即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案，点检在京百司文书，纠其稽违，并于三年五月一日下诏：“御史台复六察案，创法之始，职事甚剧，无容久缺正官，以稽功绪。其见缺御史二人，令李定限十日以名闻。”于是本年有御史六员之置。六员御史中，有三人专领察案，另三人为言事官。至元丰六年（1083年）六月一日，又令“御史台六察案各置御史一员”，合言事官三人，于是有御史九员之置。以上是熙丰之际，御史总数由长期缺员至增置的概况，下面再谈三院定额的问题。自唐代以来，三院御史各有定额，这在《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里皆有明确记载，不一一叙述。宋初御史多兼它局或外任，对三院建置并无明确规定。即使在天禧定制时，也是泛言“置侍御史已下六员”，没有规定三院各置多少。但从实施状况来看，大多数时间内，三院都是各有其人的。熙丰之际却十分反常，侍御史仅有刘孝孙、周尹二人，且合计任期不足三年，殿中侍御史则全缺，其余全为监察御史。即使在元丰六年，御史增加到九员之时，侍御、殿中仍无一人。直到七年二月十七日，“诏御史台以侍御史知杂事为侍御史，不带知杂事，以言事官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随后才出现了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的定员之制。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现象，即元丰五年之前，所命监察御史几乎全为“里行”。宋代里行之置，始于仁宗景元年（1034年），有殿中里行与监察里行二职，初以四员为额，后改为二员。就制度而言，里行属试用性质，不算正员，需“候二年除御史”。熙丰之际全用监察御史里行，又不以二员为限，更显示出当时御史台的畸形结构。上述状况的出现，自然与当时执政者的意图有关（详后），但三院本无各自的定额限制，也是其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

　　组织结构的畸形状态，极易发现，如果我们再仔细检视一下各官的任免时间，便可看到任期太短、迁罢太速的现象。这既是序迁之制的畸形状态，又是形成畸形组织结构的原因之一。下面仍以前期御史序迁之制进行对比。宋初御史以三年为一任，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二月下诏：“三院御史旧三年为满者，自今在台供职并止二年。”次年又令“三年内不得差出”。大概三年之制未能切实施行，台官仍以两年为一任，但要两任（即四年）后才序迁，所以洪迈说：“国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监察满四年而转殿中，又四年转侍御史，又四年解台职，始转司封员外郎。元丰五年以后，升沉迥别矣。”洪迈是南宋著名学者，其说必有依据。虽然他所言可能是法令规定，实施中不尽如此，但御史不必一任便出台，多在台内职务中序迁，却是事实。熙丰之际，御史序迁完全不顾法度。从前表中可以看出，在元丰五年官制改革以前，仅有蔡确、盛陶、蔡承禧、舒、何正臣、丰稷六人任期超过二年，其余数十人，多是旋任旋罢，连任至一年者亦少有。除了任罢太速之外，又有越级超升之例。如元丰三年（1083年）九月庚午，何正臣由监察御史里行，超越监察、殿中、侍御三级，直任副台长———知杂御史。任期太短，还未来得及升迁便出台了；升迁太快，又跨越了数阶。这无疑是御史序迁之制的畸形状态，也因此出现了全缺殿中侍御史的畸形组织结构。

　　前面已从定员之制、序迁之制的角度，对熙丰之际御史台的畸形状态作了分析。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御史选任制度的变化。这一点是熙丰之际御史台畸形状态得以产生的最直接的因素，所以准备作稍详的叙述。

　　自天禧元年（1017年）以后，特别是仁宗即位以来，御史的事权得到极大提高，而选任之制也随之加严。大约自仁宗天圣末年开始，要求入台者官阶须在太常博士以上，曾任知州、通判，且由近臣或御史中丞、知杂御史荐举，然后由皇帝“御笔亲点”。这是一套严密的选任制度。仅以台官入选资格而论，这个要求相当高，而且可选面是很窄的。一名文士，从取得进士资格，担任初等职事，只算是不入流的“选人”。他们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改官入流，担任知县一类职事。自知县三任可为通判，自通判三任可为知州。可见在正常情况下，由进士及第（状元等前数名除外）仕至通判、知州，须经一二十年的努力，其间还须有劳绩，不犯大错，实属不易。在这些通判、知州中，又必须官阶在太常博士以上，且材堪御史者方能入选。所以这个资格要求是相当高的。当然，上述官阶、差遣只是最低的要求，它在官阶方面还有一个上限，即必须是前行（吏部、兵部）员外郎以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三院御史的官阶是一定的，监察御史略高于太常博士，前行员外郎则为侍御史任满序迁之官。官阶太低固然不能入台，官至前行员外郎，入台反为降级，自然也是不可的。那么，仅就官阶而论，三院御史的选择只能在太常博士、中行（户部、刑部）员外郎之间进行。所以它的可选面是很窄的。

大概正是由于上述资格要求高、可选面窄的原因，天圣八年（1030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的十多年间，也出现了一种畸形结构。在三院御史中，通常是官阶最低的监察御史员数较多，而此期却出现了相反现象。十多年间，很少见到监察御史的任命，在台者多仅侍御、殿中两院而已。例如，明道二年（1033年）同时在台者有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共四人，有殿中侍御史庞籍、段少连共二人，监察御史却不见一人。这种状态和熙丰之际多除监察、殿中全无、侍御极少的状况，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然皆属畸形结构。

　　为弥补资选太高的缺陷，仁宗于景祐元年（1034年）采纳御史中丞韩亿的建议，“诏御史台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里行，举三丞（太常、书、殿中）以上尝历知县人，候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开封府判官”，以四员为额。所谓御史里行，即试用御史。仁宗坚持原有的选举标准，采用降低标准而试用的补救措施，不失为一良法。可是施行不久又废，弊病犹存。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癸亥，仁宗下诏说：“御史台举属官，故事，太常博士以上、两任通判三人中御笔点一人。如闻难于得人，自今听举一任通判及三丞该磨勘者二人选之。”这次对正任御史的资格要求有所降低，但降低的幅度是有限的。它只是将差遣部分的“两任通判”降为一任，官阶部分的“三丞该磨勘者”即为待迁的太常博士。因为三丞的序迁正为太常博士，他们既可选为御史，自然是三丞中的佼佼者，升迁太博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当升而未出命而已。虽然这次降低标准的幅度有限，但次年仁宗又复置御史里行，以二员为额，故此后的御史建置有了一个较为正常的时期。

　　英宗一朝为时甚短，不足四年，其制大体遵用仁宗后期之法，只是将“通判一任”又降到了“历通判一年以上”。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取消了资格限制，诏“今后台官有缺，委中丞奏举，不拘官职高下，令兼权”。此诏一出，风云突变，台谏制度出现了一个十分混乱的时期，而当时便有人认为这是王安石的诡计（见后文引刘述奏）。本来，这道诏令的出台是有一定舆论背景的。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后不久，先后有吕公著、司马光对台官选举法提出建议，认为原有资格规定限制了选举范围，难于得人，应当改进。他二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官高者可作兼御史；第二，原有正式御史的规定不变；第三，用资浅者为御史里行。这三点合起来即是诏令中的一句话，“不拘官职高下，令兼权”。熙宁二年正是王安石拜参知政事而实施变法之始，大概他正是借重吕公著、司马光的名望与议论，促使神宗下了这道诏令，以便自己利用。在后来的实施中，他与他的后继者，对“不拘官职高下”的精神只是片面运用，正式御史与兼御史仅象征性地任命了一二人，其余全用监察御史里行来处理台务，且不让他们久居台中，或迁或罢，很少有人任满两年的试用期，所以出现了十多年间不见一殿中且侍御史也很少的现象。

　　三

　　熙丰之际御史台的畸形状态及产生的原因，已略如上述。此期正是王安石及其后继者推行变法的时期，这种状态的出现自然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不管他们的主观意图如何，这种作为多少有些欠光明，而此期台谏制度的混乱局面，连后来的蔡京、秦桧诸人擅政时期，似亦无法与之比肩。所以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刚下改变御史选任制度之诏，同年十月便有刘述等人上奏说：“今后御史中丞独举台官，不拘官职高下，此亦安石之谋也，不过欲引用门下之人置在台中，为己之助耳。”固然，变法者勇于革新的精神是值得推崇的，但所行之法不能一一尽善，执行者又是良莠不齐，有的人品还极差，所以时人与后人皆有訾议。我对熙丰变法未做深入研讨，不敢全面评价，仅从台谏制度的角度，对熙丰御史台畸形状态带来的消极影响略加评议。

　　本文之首即指出台谏是与宰辅、侍从并列为三的政治势力，又提出台谏是宋代皇权、相权这座天平上最重的砝码。当今学者似乎未将台谏的地位与作用提到如此高的程度来认识，也许会对此提出异议，所以我必须加以说明。其实，侍从谋议、宰辅执行、台谏弹举虽为宋王朝的施政程序，但由于台谏事权的提高，常常参与大政要务的谋议，本身即具侍从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侍从之势。所以宋代史家、学者，往往忽略侍从而不计，直把台谏与宰辅相提并论。仁宗时，石介上中丞孔道辅书，提到御史得以谏责君主，纠绳宰相，举劾将帅，并说：“御史府视中书、枢密虽若卑，中书、枢密亦不敢与御史府抗威争礼，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无与比。”南宋史家李焘说：“谏官、御史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理宗朝名臣方大琮也曾言：“念不为宰相则为谏官，亦平居之所学。”而宋末著名政论家黄震谈到国家衰败之由有三，“宰相也，台谏也，边阃也”。从上述议论可见，宋人在许多场合都是把台谏与宰相相提并论，所以提出台谏为宋代三大政治势力之一是有根据的。由于台谏兼有议政、纠弹的重权，谁控制了他们，都能进退人物，变易政局，故具有举足轻重之势。宋代君主重用台谏，主要目的在于限制宰辅权势；而宰辅大臣必不甘心受控，其反控制的主要手段亦在于操纵台谏。南宋孝宗时，著名史家袁枢曾上奏说：“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可见不论“威权”在下、在上之时，大臣都采用“逐台谏”或“结台谏”的手法，以与君主抗争。黄震更有一段重要议论：“台谏为天子斥逐权奸，使不得害于而国，固专任台谏之力也；台谏为权臣用，空其善类，使天子孤立而国以危，亦专任台谏之弊也。台与谏为虚位，君子居之国之福，小人居之国之祸。小人十常八九，君子十无一二。二者之分，在为天子用及为权臣用耳。”黄震明确指出，国家福祸之分，在于所用台谏官是君子或是小人，而君子、小之人辨，在于尽忠天子或是阿附权臣。可见在皇权与相权这座天平上，台谏确是最重的砝码。

　　台谏官的地位与作用既如此重要，则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来加以运用。我曾撰文指出，宋代御史制度具有建员少、事权重、选择精的三大特点，并认为以极少的人员握极重的事权，只有精选其人，才不至误事。宋仁宗深明此理，所以始终不愿把正任御史的标准放得太低，对御史里行的任用也是有限地施行，目的是在久经考验的官员中选拔真正人才。此外还加上某些限制，如宰辅不得荐举御史、与宰辅有亲属门生关系者皆须回避等，使御史真正成为天子耳目，起到增重皇权、钳制宰辅的作用。正是由于宋仁宗对台谏选任的重视，“当时谏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俱备、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所以涌现出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赵、司马光等一大批著名台谏官。他们或是杰出的政治家，或是第一流的学者，在当时政治上起有积极作用。但是，台谏制度的三大特点仅集中体现于仁宗一朝。仁宗以后，台谏建员少、事权重的特点并无根本性的改变，而选择精的传统却渐不能行。这是宋代台谏制度由利到弊的转折点。

　　前述熙丰之际御史台的畸形状态表明，王安石执政伊始，便一反仁宗之制，废除选举标准，以亲属谢景温、亲信邓绾担任台中要职，其余御史则不设正员。王安石曾对神宗说：“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神宗回答：“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立即说：“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能免其纷纷也。”神宗纳其说，“于是专用景温”。神宗自认台谏用非其人，王安石还嫌他的认识不够深刻，鼓吹少置台谏官。此后，王安石和他的后继者，大体都是采用少置台官的手法，而且任用亲信担任台中要职，附己则超升，议己则贬斥，完全控制了御史台。在这种情况下，本为“天子耳目”的御史却成了权臣的工具，皇权遭到削弱。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如果说客观上需一个中央集权的话，那么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带来内力的消耗，产生严重的后果。王安石等人为实施变法而操纵台谏，似乎无可非议，但他毕竟破坏了台谏制度，开了权臣控制台谏的先例。后来蔡京、秦桧、韩胄、史弥远、贾似道先后擅政，都是通过操纵台谏来进行的，当是从熙丰之例得到某些“启示”吧！况且，后世权臣不但从熙丰之例获得某些“借鉴”，而且从当时制度变化得到若干“好处”。我们知道，北宋中后期曾出现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的局势，其间的变化在台谏制度上反映非常明显。仅以御史选举标准为例。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令御史选举“不拘官职高下”，一反仁宗之制；元三年（1088年）六月，又复行仁宗后期之制；绍圣二年（1095年）十二月，又规定御史选举“不拘资序”，即是复行熙丰之法。自此之后，直到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规定“县令非两任，毋除监察御史”，御史选任制度才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所谓“不拘资序”，从积极的角度理解，自然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但它却极便于权臣利用，使其得以在宽广的范围内选用亲信，培植党羽。其它如“御笔亲点”之制演变为宰相拟除，侍从近臣、御史中丞共举演变为专由中丞荐举，回避宰辅之制演变至用宰辅的亲属与亲信，都出现于熙丰之际，无疑为后世权臣擅政开了方便之门。

　　综上所述，熙丰之际御史台曾出现一种畸形状态。这种畸形状态，是对仁宗以来台谏制度比较全面的破坏。虽在神宗末年实现了御史台组织结构的正常化，“元更化”时期又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但“绍圣绍述”以后复行熙丰之法，台谏又长期控制于权臣之手。“考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台谏官的向背如何，实关政局的兴衰。宋代君主皆着意限制相权，却又长期存在权相擅政的局面，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政治设施而言，台谏制度的衰败应是最主要的因素。台谏制度的衰败，则根源于选任制度向着有利于权臣的方向转化，而这种转化正是熙丰之际出现的。所以，王安石诸人勇于革新的精神虽可嘉尚，其变法措施亦多可取，但对台谏制度的破坏及由此产生政治上的消极影响亦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摘自：《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作者：222.184.28.*   回复：0   发表时间：2012-11-12 05: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