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饶

景玉川
这本书，从最初收集资料，到最后定稿，前后18年，不可说不长。但真正动手写，则是在2002年初夏。虽然大部分资料都是在这以前已经收集，但因为饶漱石一案没有公开平反，即使书稿写出，也没有出版社敢于出版，所以我迟迟一直没有动笔。2002年 6月，谷思义先生打电话给我，告诉说：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前些天登门看望饶漱石前妻陆璀和饶女陆兰沁，口称“饶漱石同志”，并询问陆璀母女有什么要求？看来几十年的期盼也许有了希望，这一举动对饶漱石的亲属无异于天大的喜讯。
原来，在1999年9月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苏丹给中央写信前后，高岗之妻李力群不止一次地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为高岗平反。2001年4月陆璀也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及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请求为饶漱石平反。江对此十分重视，2001年中央成立了高饶问题复查小组，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赵洪祝副部长是具体负责这一复查工作的领导人。陆璀对赵要求：希望两件事（指“高饶联盟”和“反革命案”）一起解决（平反）……
接谷思义先生电话后，我对饶漱石即将平反也持乐观态度。考虑到高饶一旦平反，大量掺水和胡编乱造的有关高饶的书便会迅速出版，到时候内容较真实的书反而不容易出来，于是我决定开始《饶漱石》的写作。写第一稿时正是炎炎夏日，那时我不会用电脑，而是手写。那个夏天异常炎热，我足不出户，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拉出了第一稿。几个月后，经过修改补充，又完成了第二稿和饶漱石生平大事记，这时已近2003年元旦了。
在我写作期间，饶漱石之妹饶玉莲给中纪委写信，询问兄长平反一事。同年11月4日，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回信云：


“饶玉莲同志：你给中央纪委信访处的信已收悉。目前，组织上正在慎重研究饶漱石的有关历史问题。故请你保重身体，不要来京，待组织上有了结论，我们将以适当方式通知你”
[中共中央组织部监督局信字（2002）261号]。
“文革”结束后，饶玉莲曾无数次就兄长平反一事向中央领导或中央有关部门写信，每次信发后都如石沉大海。唯有这一次，不仅很快收到了回信，而且语气温和。这一变化，对于关心此事的饶漱石的亲友们当然是一种安慰，因而我对这部书的出版也充满了信心。
可是，接下来过了一段难以煎熬日子后，并没有饶漱石平反的迹象，上边也没有给饶玉莲他们带来任何消息。在这期间，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对兰沁谈起此事时曾说：现在要找证据证人很困难……这仿佛是不祥之兆。果然，2004年6月，赵洪祝副部长再次找到陆璀，虽然照样口称“饶漱石同志”，但告诉说饶的问题基本维持原来的结论，只是承认饶在出事前曾为中国革命作过很多工作。
平反成了泡影，饶的亲属们又是一次失望，对年届高龄的亲人，这也许是最后一击。对于我，则意味着这部书的出版将遥遥无期。于是，我又将书稿搁置一边，心想：也许在我有生之年此书都难以问世，只能作为一份沉重的的遗产，留给后人。不过，我仍然注意搜集新的资料，随时充实到书稿之中。
开始写作时，并没有想好书名，第一稿完，才决定就叫《饶漱石》。因为我想：为饶写传记，我对传主的资料了解得并不多；写评传，我又自忖不够格，所以取名《饶漱石》，这样的书名留下的空间也许会多一些。
饶漱石的资料之所以缺乏有几种缘由：一是年代久远，他出事太早，有关他正面的材料长期被封存、销毁，许多当事人早已故去，即使他们健在时也不敢说、不愿说；二是饶漱石这个人过于“正统”、严肃，与同僚、部下基本上没有“私交”，更没有自已的“圈子”。所以他出事后，虽然知道他被冤屈，但几十年来，竟没有“铁哥儿们”为他说一句话。不像高岗，对与自已患难与共的战友、部下讲“江湖义气”，人情味很浓，一旦环境稍稍宽松，这些人都乐于谈起高岗的往事，缅怀他。在这一点上，饶漱石应该比高岗更为不幸；三是饶虽属文化人，懂外文，在国外办过《救国时报》，主政华东时，很多社论出自他的笔端，但他没有留下诗文，使人们能从诗文中寻觅他的情感与经历。我只是后来从临川蔡洪堂先生处知道他曾著有《论共产党员的党性》（胶东新华书店出版）、《英勇决战迎接民主高潮》（冀南书店出版）等著作；陆璀曾是他的妻子，本来很多事她是知情人，如国外办《救国时报》……她都在场，可能因为陆璀离婚再嫁，往事不堪回首等多种原回，复杂的心理使陆璀一直拒谈往事，甚至对女儿兰沁也是如此。所以，对饶漱石这位经历不凡，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饶漱石》一书关于他在东北、上海、新四军、国共和谈、解放战争等重要时期活动的记载都很简单，有的地方几为空白。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只能感到非常遗憾。
造成这种遗憾的还有我自身的原因：学识与才华的不足、经济条件的限制、社会地位的低下……自然而然局限了我查阅史料，采访更高层的人士。比如1994年我到上海，采访了艾丁、刘廷臣等前辈后，很希望采访饶在上海时的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饶当年的卫士长李宝贤曾很热心地帮助我联系，但胡立教拒绝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当年接受我采访的老人，很多人已经谢世，可他们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采访时他们有的一直很平静，有的则时而激动，时而愤慨。无论是平静还是愤慨，他们都对我的工作表示肯定、支持和鼓励，为此我很感激这些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同志。只是，对这些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此书的正直的老人们，我则只能怀着永久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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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饶苗保   回复：0   发表时间：2013-06-05 19:5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