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论坛

我拿了散亲单，高兴得跳起来，千谢万谢刘裁判员，拿上行李高高兴兴地和妹妹一起回到舅舅家。
这件事，在村上引起了轰动，大人孩子尤其是青年妇女更把我们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他（她）们认为我是能和政府说得上话的人，大事小事都来告诉我，让我帮他（她）们到政府去告状，去说情。我呢也乐意为大家帮忙，整日在外奔波。区妇女主任高玉兰、县妇女主任郭小凤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好大姐。我在外面忙得是不可开交，不能看着妹妹在家过着死水一般的生活。我听说西安正值举办妇女培训班，一天郭小凤到我们苗家坪，我提出让她把妹妹带走，郭小凤答应后我就把妹妹送去学习了。也正如此妹妹还学得了文化，后来毕业成了国家干部。在周家街当区妇女主任。（这是后话）
有这么一件事对我教育很深。一天早上，我一起床，就听人说苏二家的媳妇死了，我吃惊不小，苏家媳妇原是我们天山渠杜家的姑娘，在娘家时就是一个能干冒尖的姑娘。我回天山渠经常看到她，白白的皮肤，葫芦脸，是一眼快，手快，嘴快的麻利人。后来因苏家光景好，嫁给了比她小几岁的苏家二儿子，她怎么会一下死了呢？我飞步跑到苏家，一进院门，就见苏家二媳妇横躺在木栅栏旁，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不动，脸色比平时更白了，我细一看脖子上还有绳勒的印痕。我辟头就问：“怎么回事？”苏老头子不以为然地说，媳妇昨晚上和婆婆拌了嘴，想不通，寻短见上吊死了。我不相信，我回身走出苏家大院，来到左右邻居家细细打听。这才知道，昨天傍晚，苏家二媳妇正在压蓖麻籽时，婆婆看不上眼，骂了媳妇，二媳顶了一句嘴，这还得了，真是犯上作乱。大伯子跳起来操起了根条子就打，二媳妇是越打越硬，还回骂说：“你凭什么打我？要打要骂由我丈夫，你大伯子打我，你揣什么鬼？”这下激怒了这一家子，连公公、大伯子一齐扑上来，结果给活活打死了。听到这一切，我气愤极了，女人一条命，遭如此轻践，我愤怒地冲到苏家，要他们承认是自己打死了媳妇。苏家父子也知道祸闯大了，咬口就是不承认，我撩起死者的衣服，看见青条紫块，指着累累伤痕问：“这是那里来的？”苏家老头子喃喃地说：“这是躺在栅栏条上印下的。”我怒不可遏，跑到天山渠到苏家媳妇的娘家去报信，想鼓动他们来向苏家寻仇，苏家父子也得讯逃到深山里躲了起来。后来是政府出面，解决了这件事，但没让苏家抵命，我总咽不下这口气，后来还是高玉兰开导我说：“你有正义感是好的，你的斗争精神也是强的。但要知道，对封建社会几千年留下的的思想基础是一下子铲除不了的，你教人寻仇杀了苏家父子，那以后还有李家、候家难道你都教人杀了不成？我们不能只是为人打抱不平，要通过我们的工作唤醒大众的觉醒。”听了高玉兰的一番话，我一下子好象明白了许多，我觉得我长大了，站得更高了，也看的更远了。以后捉赌、破迷信、烧菩萨。扭秧歌都积极冲在前面，后大家选我当上区调解主任，地方政府改选，大伙还选我当乡长，这年我才十七岁。
乡长的工作担子更重了，除了破除迷信，宣传男女平等，调解婆媳关系和拥军抚属外。主要的是搞好支前工作。虽然当时的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了，但我们老解放区的支前工作仍是非常繁重的。摊派公粮，军鞋后，还要到各家各户去收公粮收军鞋。完成好这些任务，是我们当时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一天，我正在清点刚收上来的军鞋，忽然发现，在一双双簇新的军鞋中有双鞋面布纹头毛头都露出来了，我细细一看，原来鞋面用的是旧布头染新做的，这怎么行？我仔细查点，原来这样的鞋不止是一、二双。这下我心里火了，拿起一双鞋就要冲出门，刚出门我强制自己冷静下来，乡亲们这些年也够苦了，妻送郎，母送儿，大男儿都当兵上前线去了，在前线的生死不明，在后方的养老抚幼，现在还要生产支前，乡亲们确实也够难的了。其实乡亲们是用多么大的毅力支撑着眼前的日子啊！现在乡亲们又有多少孩子赤脚无鞋穿，大家不都是在咬牙渡日，我能对乡亲们发火吗？我抽身回来坐在炕上思忖着该怎么办？最后还是决定要耐心地作宣传工作。于是我带着鞋就出去串门子去了，我耐心对乡亲们说：“大娘大婶，我们都仔细想一想，连表带亲的，我们那一家没有四、五个当兵，让我们的亲人穿着这样的鞋子，追赶敌人，打鬼子，结骨眼儿出了事，你们心里好受吗？大家手拍胸膛好好想想吧。”听了这些话，有的大婶应声说：“秀华说的对，这鞋可要比自家的鞋重要啊。”有的年青妇女羞红脸也说：“是啊，没国就没家，我们的亲人在前方流血，我们可一定要对得起亲人啊！”以后我好在大会上疾呼。通过这样的宣传，类似这样的鞋以后再也没出现过。反倒是一些妇女为使新鞋更结实点，在鞋头鞋跟帮子上更是一针针密密纳，在交公粮中也尽量把细粮、好粮作为公粮上交，大家只有一个心愿，让战士吃好、穿好，早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延安老区，是抗战的大后方，为支援前线打胜仗，党中央在中央办起了抗日军政大学，鼓励全国进步青年到后方来学习。在后方的部队也掀起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在我们苗家坪也住了一个班，他们边学习边生产，大小伙子们不但上田种地，还跟着村妇们学纺纱织布，空闲时还在村里搭台排戏，就这样可热闹好几年。
一天，刘区长的爱人（原司法处的刘靖裁判员，现当区长）李桂莲兴匆匆地跑来找我，：“秀华，你老大不小得了，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就给你说个婆家，男的是咱们县武部的大队长，大个子黄。”“哪个大个子黄？”“就是抗大学员曾住在你们镇子上，还在镇上演大戏《两亲家打架》的那个扮演亲家老头的那个大个子，他学期毕业，现调到咱县上了。”还说：“他可是打了八、九年仗的老兵了，听人说还是个英雄呢。”我暗思忖：我是原准备就要跟个当兵走的，在这里我们妇女世代不被当作人，婚姻大事自己从来就作不了主酿造了多少人间悲剧，我是看得够够的了，尽管这些年妇女的地位有所改变，但买卖婚姻并没有铲除，包办婚姻沿袭至今。虽说是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这一事物从认为是不符伦理，大逆不道观念，经过这几年的宣传已有所转变，可要人们理解它，认可它，接受它还是很困难的。我们镇上有两个有钱人家的女儿自由恋爱结婚，那是因为她们都在城里师范毕业，可我作为平民还是第一个！我去嫁给一个当兵的，第一舅舅家反对是肯定的。另外，我尽管和冯家寨的儿子散了亲，可我平时还是听得到，他们对我的婚事是很关心的，还是想通过我婚事“卖”个高价。他们在考虑振兴家业上，对我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可决不答应。

傍晚我跟着李桂莲来到她家，跟男方见面，时节正值二月初九，天比较冷。来到李家，见是满满一屋子人，除了刘靖县管理员外，其它的人我都不认识。我的头也不敢抬，低着头坐炕沿上手指绕着甩到胸前的那根大辫子梢，绕来绕去。脑子里乱轰轰的，不知大家说了些什么，只知道这些人都是县大队的，其中身着灰布大衣的就是大个子黄—黄儒彪，边上还有他的警卫员。警卫员名叫杜三娃，是我们天山渠的杜家人。最后大家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不上来，很快天就黑下来了，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呼啦”满屋子的人都站起身，说是回县里了，就都走了。晚上我就和李桂莲睡在一起，絮叨了一晚上，第二天我才回去。
其实舅舅也已觉察到了，早晨我一进门，舅舅就劈头骂上了：“你还有脸回来？丧门星！祖宗的脸都让你葬完了，你还是给我滚吧-----”连平时宠爱着我的外婆也开始不住地骂。我受不了了，什么东西也没拿，转身走出家门，这时的我已经大了，能给自己作主了，我无所顾及的走出以家门。
开始时，我是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就到没有男人的大婶家住，吃饭到亲戚家轮换着去。但这样决非是长久之策，李桂莲建议还是由她张罗，早些完婚。没意见后，过了十几天，举办婚礼的日子就到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一九四七年阴历的二月二十，这天正刮着大黄风。我住到了天山渠，一大清早，县管理员二老张和一科员，骑着二匹马，还带着一匹大黑马来接我了，他们带来儒彪送我新做的一套黑制服和一件新大衣，让我赶紧换上，我还穿上妹妹给我带来的，原舅母早先就给我准备陪嫁的新鞋，我把辫子给剪了，用妹妹给我的半把梳子，拢了拢头，把梳子往怀里一揣，就朝黑马走去。也不知是马高还是心乱，我怎么也跨不上马。
按当地的风俗，姑娘出嫁，双脚不能落地，说落地之后会把娘家的财气带走，一般由舅舅或叔叔把姑娘抱上轿，到了婆家再抱下轿。当地称为“卡轿”，一直沿续到至今。那天谈不上“卡轿”，连马都骑不上，近亲的叔叔不来扶，来的政府人员又不好扶，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我忍着最大的性子忍着，把马牵到矮墙边，踩着墙，跨上了马，我放开缰绳，三匹马一起向前跑去。一路上，我的心象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我兴奋，终于做了自己的主人；我害怕，嫁给的男人究竟好不好？性格如何。我今后的路是怎么回事，心里一点儿没底。我就这么昏昏沌沌地想着，走着。不一会儿三十里路的双会圩----县政府所在地到了，政府大院早就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天山渠，说的笑的欢乐四起。政府人员的家属，邻居们都来了。他们用放枪为喜庆的爆竹，两声枪响后，我从马上跳下来，被众人簇拥着进了屋。我杜家有个五奶奶，住在双会圩，闻讯也赶来了，借机会她就成了我娘家的代表，她从里到外的照顾我，还学会用“大兄弟｜”“同志们”的一个个和大家打招呼，并热心与大家介绍：“秀华从小没爹娘，是个苦命的孩子，大家可别闹过头，要照顾照顾。”
院子摆了十桌的宴席，听说几个区长，书记都来了。七十多岁的婆婆也由侄子带着也来迎媳妇，这时我的心里热浪涌动，预感到今后有希望，有指靠了，激动得我怎么也咽不下饭，还硬是婆婆过来陪着我，吃了几口。下午，杜世喜家长请我回门，第二天一早，我就和丈夫一起回到了天山渠。有老家长的面子，几家近门的亲戚都抢着请我们吃饭，我们在天山渠住了两天。接着，我们又回到苗家坪，到舅舅家时，舅舅躲出门避而不见，外婆虽然手腿不停地忙着，招待我们，可背着儒彪，就叨叨絮絮地骂上了：“你可自由了，也不嫌丢人显眼。”“看你找的这男人，又老又黑。”“当兵的有啥好的，也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你看他花牙子（土语指：额头）这么高，要克老婆的”等等。这她的话我全然不放在心上。几天的接触，我已经看到丈夫的脾气好、心底善、人缘好。我也完全理解外婆舅舅的想法，现在一时讲不清，等事实来说话吧。
苗家坪住了两天，我们回到了县政府，开始新的生活，吃饭是到县政府食堂里打，空余的时间我就和县秘书学写字，那时原准备过两天和高区长的媳妇，一起到子洲定小去读书。就在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内战爆发了，蒋介石掀起了反共高潮，胡宗南进犯陕北已迫在眉睫，在我和儒彪结婚的第九天头上，他就接到调令到绥德军分区独立营任营长，部队要开赴前线，县里也紧急疏散家属，三月九日县政府派了一民夫，牵了一匹毛驴，把我送到丈夫家----黄家沟。到黄家沟有一百多里路，民夫牵着毛驴，我们一路疾行，淌过小河里川，只剩下辊十里路了，我们歇过脚后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就听到有人在喊：“哪里的家属？”我知道，这时的乡亲们都看的出，象我们这样的装束，驴上坐个剪短发的妇女，多数是公家在疏散家属。我抬头一看，是一个娃娃，站在山腰，在大声的喊。民夫高声回答了一句：“是子洲的，到黄家沟去。”结果，娃娃一转身，跑了。又一会儿，这娃娃带着个老太太迎面走来，老太太一面招呼一面走到跟前，对着民夫说：“你可以牵驴回去了，送到这，就算你送到了。”还拍着手说：“啊呀，我一听是黄家沟的家属，我就知道是我们黄五的婆姨回来了，这不，我不是乐不颠颠的赶来。”听了老太太的话，我赶紧下了驴，我知道这是我婆婆的娘家，虽然离黄家沟已经不远了，但天色也很晚了，我被老太太留下，在她家吃了晚饭，拉了会家常，就歇息睡下了。
（未完待续）

作者：黄天宁   回复：0   发表时间：2016-06-06 15: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