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统菊

多姓聚居与联姻关系
——华北村落的另一种形态
作者：刁统菊 | 中国民俗学网?发布日期：2008-10-06 |
【摘要】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中忽略了华北村落还有多姓聚居的可能。笔者以山东南部一个村落为例，试图表明华北村落有多姓聚居的可能，并以个案表明姓氏之间的联姻在村落的形成上发挥了主要作用。村落目前的结构形态是多姓聚居而非多族聚居。多个小姓聚居的事实使得村落意识更加突出。

【关键词】 多姓聚居 联姻关系 华北村落 村落意识
家族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是指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虽然已经分居、异财、各爨，成了许多个体家庭，但是还世代相聚在一起(比如共住一个村落之中)，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1]（徐扬杰，1992，P4）。

中国东南部的宗族与村落的关系存在着三种类型：第一是一个宗族构成一个村落，也就是继嗣与地方社区重叠；第二是一个一个村落可能包含两个或更多的宗族；第三是单个继嗣群体的扩展可能不止一个村落，结果造成了一个宗族分散在几个村落，或者说几个村落构成一个宗族[2]（弗里德曼，2000，P1－3）。从这个分类来看，红山峪属于第二种，也就是一个村落包含了多个宗族。但是华北村落的宗族与华南地区又有差异，正如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所指出的，“那种庞大、复杂、联合式的宗族在中国并不普遍，可能只存在于华南及江南的某些地区”，但尽管“北方宗族并不庞大、复杂，并未拥有巨额族产、强大的同族意识，但在乡村社会中宗族仍然起着具体而重要的作用”[3]（杜赞奇，1996，P81－82）。杜赞奇使用的宗族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它是由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人群，通常由共同财产和婚丧庆吊联系在一起，并且居住于同一村庄【3】（杜赞奇，1996，P81－82）。然而,从杜赞奇对一些村落的宗族划分看，他却处处均以外显姓氏符号来建构宗族【3】（杜赞奇，1996，89－96），兰林友也根据他的调查指出这并不符合华北村落的实际宗族状况【4】（兰林友，2004）。

笔者从红山峪[①]的宗族实际出发，同意兰林友的观点，认为杜赞奇的以姓氏建构宗族的做法并不符合当前一些华北村落的基本情况。红山峪村共有十个姓氏，但是其中好几个姓氏都与自己的迁出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彼此认同为同一祖先的后代，丧礼上也有基本的往来，并且家谱也一起编制，本村陈姓和东小观村的陈姓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同时本村陈姓一户人家早年因工作原因迁出红山峪，但在编制家谱时仍不忘互相联系。这种情形下的家族只是不居住于一个村庄而已。

同一个姓氏居住于同一村庄的反而并不一定彼此认同为同一宗族。以王姓为例，本村王姓迁出地不同，彼此并不认同来自同一祖先，虽然相互之间并没有通婚的关系，但在处理彼此的内部事务时也是互相不干涉，而且按照一般村民的观念，当家族内有丧事时宗族成员应该不请自来前去帮忙，但是两个王姓之间并没有这种联系。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拥有纯粹相同的外显的姓氏符号而已。从这里来看，简单地根据村落居民的外在姓氏符号来标志宗族，肯定不能反映村落宗族的结构及其构成。其次，就红山峪来说，有些家族只是“单门独户”，这既是指势力的弱小，也是指繁衍代际较少（也包含人口数量小），事实上，这个地方性概念本身就是繁衍代际少的意思，一个家庭的家长实际上就是这个宗族的族长，因此这个概念又附带上了势力弱小的含义。

而且，村民心目中从未有“族”的认同，词汇之中唯有“姓”的意识，在我访谈期间，人们总是用“大姓”、“小姓”或者“杂姓”来称呼自我与对方，这和笔者的家乡刁沙土村不同。刁沙土村是一个主姓村，不管刁姓还是其他几个姓氏，相互之间总是使用“刁家”或者“某家”来称呼彼此。笔者认为红山峪村的姓氏结构不是简单的姓氏与宗族一一对应的结构，一方面存在着同一个宗族的人群分散居住的情形，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同姓不同宗”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红山峪的聚落性质是多姓聚居，而不是多族聚居。杜赞奇对宗族的定义，可能是把一个姓氏即看作一个宗族，忽略了村落也有多姓聚居的可能。红山峪村的多姓聚居而非多族聚居的特征是通过姻亲之间的相互投奔的移民历史事实和姓氏之间的的多次联姻形成的。这一特征事实与华南村落的明显的宗族构成方式不同。继嗣和地方社区的重叠在中国的东南地区情况似乎最为明显，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2】（弗里德曼，2000，P1），比如林耀华笔下的义序：，“义序是一个乡村，因为全体人民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域上。义序是一个宗族，因为全体人民都从一个祖宗传衍下来。前者为地域团体，后者为血缘团体。义序兼并前后二者，就是一个宗族乡村”【5】（林耀华，2000，P5）。

笔者考察村落的历史，主要依据是村民的计算家族辈数的传统方式。人们计算某个姓氏有几辈子人，往往是根据该姓坟地里有几个辈分的坟墓，这一知识依靠仪式（比如清明上坟、树碑）和口头讲述代代相传。有一个辈分的坟墓就叫一个“坟头”，从村中现在居住最久的高姓人家的“坟头”来看，他们是在雍正、乾隆年间来到红山峪的，其他九个姓氏都在高姓之后迁到红山峪。根据对高姓人家的调查，得知在高姓定居之前，尚有郎姓和赵姓居住村内。

据曾参加付庄乡地名志编辑工作的田传江介绍，红山峪村始建于明朝万历13年，依据是在“赵家林”后土碑[②]上发现的“万历十三年”的字样。现在碑究竟何在，遍访村中诸老，仍不得而知。80多岁的田厚庵老人是村内有名的外柜先生，他说确曾亲眼见过碑上有这些字迹。综合调查资料和现有文字资料，目前对村史的追溯最早只能到万历13年。山东人往往自称是在明代从山西洪洞迁来的，“问我家乡哪里去，山西洪洞大槐树”。在红山峪村虽然也存在大槐树的传说，但是由于人们都是从其他村庄迁移到此，每个姓氏的成员都清楚地了解自己是从哪个村子因为什么原因搬迁过来的，所以人们谈论的常常是因何迁移、如何迁移以及迁移到此地以后如何落脚、生根的故事，对于大槐树的传说反倒是比较淡漠。

根据能够找到的家谱以及各个家族族长的回忆，笔者大致可以整理出村中十个姓氏的基本情况。从宫、周、田、段、杨、孙、高、陈、巩、王这11个家族的家谱来看，他们分别附属于其他村庄的大家族，在家谱上他们是很小的一支，或逃荒或因兄弟之间的矛盾来到红山峪投奔姻亲或同姓。迄今为止，红山峪任何一个姓氏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家谱。从我能找到的家谱看，无一例外都是附属于其他村落的，甚至有的姓氏比如巩姓的家谱保留在他们的迁出村落中。这样一个村落，没有特别大的家族，阶层分化不明显，因此如果有一个家族在发展过程中壮大起来，它很可能就能够成为其他家族所依附的对象。

田姓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在当地的社会记忆中甚至取代了高姓成为村落中现存姓氏历史最久的一个。如果一个村子里有自己的本家或者亲戚，可以“偎本家或偎亲戚”[③]来。偎亲戚来的，田姓算是比较早的，以后的姓氏多是依靠田姓来的。田姓家族都认为高姓算起来实际上是红山峪的老户人烟[④]，只是人烟不旺而已。田姓自己认为因在邻村天喜庄受韩姓欺负，所以偎高姓而来，因为高姓和田姓既有干亲又有世亲（高姓是田姓的丈人门）。但是现在即使是高姓，也在公开场合承认田姓“占业”[⑤]，田姓才是“老户人烟”，自己是依靠田姓来的，这样就更不用说其他姓氏的态度了。

由于田姓是从天喜庄因与韩姓有矛盾才迁移来的，由此村民对两个家族的关系产生了种种议论。为此，韩姓采取了与田姓联姻的方式平息舆论，接连把两个韩姓女子嫁给田家。两家形成亲戚，关系逐渐变得极为密切。田姓在村民的记忆里取代了高姓成为红山峪的老户人烟，最初的原因不外乎田姓家族的实力。20世纪初期，田姓在红山峪和天喜庄都拥有大量土地，即使是田姓迁移到红山峪村，仍然占有500亩良田，其余200亩才是村里其他家族的。

根据田姓家谱，田姓的搬迁路线依次是山西洪洞、滕县南部河北庄、郗山、冯家庄、天喜庄、红山峪。从天喜庄迁到红山峪，是由汝字班开始，“汝若承忠厚，传家始久长”，现在已经有始字班，共八世了，假若按照20年一辈，也该有160年了。田姓鼎盛时期，是在汝字辈到若字辈之间，不仅土地数量占村里的70％以上，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势力，更是由于占有了土地，村里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到田家跟主[⑥]，这样就相对地具有了一定的权力。
田姓早年的种种善举在老一辈村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良好印象，当初田姓地主的善良与公道至今仍未村民津津乐道。据说本村穷人都给田家打工，不想给刘家打工，刘家有80多亩薄地，地远，吃累，加上生活待遇差。有一次，邻村白庄请来了戏班子晚上唱戏，但是田家雇佣一些人来刨地瓜，下午田家对干活的人说“欢欢趟子”，就是突击干活，然而刨地瓜是不能欢趟的，图快的结果就是造成很大的浪费，最后很多地瓜都让穷人捞了去，田家也不在乎。有一次看庄稼的人说少了二亩地的高梁，原来是因为过去每逢春高梁红头，穷人挨饿，就有人偷高梁穗子。主人说别张扬，穷人没有办法，不吃富人吃谁呢？青黄不接时，穷人到田家借粮，田家是尖斗出，平斗入，还另外再送干粮或菜给穷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田姓势力逐渐衰落，但是尽管如此，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仍然在村子里占有绝对的优势。这是由于田姓早已依靠自己的实力与声望，通过与外界富家大族联姻，从而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外界，甚至在政治上也建立了新的地位并掌握了一定的优势，同时也因为联姻形成的优势进一步加强、巩固了自己在村子里的地位。正如Watson所说的那样，富人阶层通过联姻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与姻亲的往来密切，与穷人极为不同，但是这种区别也是创造和保持那些区别的制度结构的一部分【6】（Rubie S. Watson，1981）。

通婚是人们常常使用的一个策略。Katz认为通婚是精英所使用的第二个策略。除了通过分散投资和在仪式中获取领导地位之外，精英还通过和正处于上升趋势的家庭或者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家庭联姻，以保持、提高自己的政治和商业地位【7】（Paul R. Katz，1994）。笔者将在下文表明，通婚作为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并不仅仅为精英阶层所用，它更是普通阶层为建立关系网络、维护家族地位的一个最为经常使用的策略。

忠字班的田忠选的婚姻比较典型。他最初的提亲对象是枣庄郭里集镇仁家，仁家当时也是大户，目前在枣庄仍流行有歇后语“郭里集的楼——（仁）人家的”。仁家来红山峪相家，挑了一个毛病——没有房子。当时田家只有两座石楼，没有瓦屋，家人立刻张罗买鱼鳞瓦准备建房子，没想到后来闹土匪，建房子的事情因此耽搁下来。后来田忠选娶了抱犊山区的河口村宋姓女子，宋家也是大户，当时出了个秀才名叫宋慎修，田忠选去世后，他过继来的儿子田厚庵就请宋慎修来写的碑文。

田忠吉的名字至今仍挂在许多村民的嘴上。此人与外界联系极为广泛，他一身联系了几个大户人家，既是储家的管家，也是韩家的女婿，同时与西集镇国庆村姜姓有亲戚关系，此外与齐村崔家当家人是八拜之交。这几家无一例外在当时都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

但是田姓并非仅仅结交村外大户，与本村其他姓氏也保持有良好的关系。田姓一方面与周家有亲戚关系，另一方面田姓家族也有读书人，至今村里的两个外柜先生仍是田厚庵和田厚耕，宫家曾延请田家人作私塾老师，故周、宫两姓成员任庄长（解放前村里的行政领导）时对田家格外照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实际上是田姓左右着庄长的意志。国民党时期以及解放初期，付庄乡乡长都是田忠吉的本家侄子。区长是田忠吉的内兄，区里若是到村里去，拜访的是田家而不是村里的行政领导。

这种种关系奠定了田家的政治基础，使之基本能够左右本村的形势。全村十个姓氏，其中不少属于单门独户，谁受到威胁，或者相互之间关系不称心，都来与田家套近乎，或者说与田家有亲戚，或者说父辈与田家关系如何如何好，或者说自己是偎田家来的。所以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本村显赫一时的日本警备队队长巩玉勤对田家并不张牙舞爪，反倒高看一眼。据说巩玉勤娶小妾还给田忠吉一家磕喜头。当地风俗是新人只给本家磕头，本家给磕头礼，田家也不含糊，照例也给磕头礼了。

村里人亲切地把田忠吉称为田老头，人人都因他感到自豪，“亲向亲，邻向邻，沧老爷向着山东人”。田忠吉与外界的联系既是田家的关系网络，自然也成了红山峪的对外关系网。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本村周振合赶西集，与“街滑子”[⑦]闹了矛盾。西集街有些人欺行霸市，外地赶集的人往往因一句话说不好，就会遭到街滑子的群殴，因此外地人在西集赶集作买卖经常吃亏。周振合有一次就被姓姬的打了，田忠吉知道后，对姓姬的说“你打了我的老表，此事该怎么了结，你看着办吧”。田忠吉的社会能量众所周知，姓姬的了解到周振合与田忠吉的关系——既是表亲又是乡邻，立即买东西到红山峪来给周振合赔不是。

土地改革以后，田姓的经济实力进一步下滑，到了20世纪70年代，田姓甚至出现了几个光棍汉。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田姓仍然是村里的大户，颇受尊重，而且村里的行政领导主要还是田姓，目前村长和支书分别是田传喜和田传法（叔伯）兄弟。原因首先是田姓历史的优势在发挥作用，其次是田姓现今确实在整体实力上要大大强于其他姓氏。村民公认在红山峪是田姓占业，是村庄的主人，由于有这种意识，村民在很多事务中往往很难忽略田姓。其他姓氏则往往以联姻的方式不管与该姓建立关系，如宫、周、段，几个较大的姓也不例外[⑧]。因此，姻亲关系不仅是人们迁来此地的依赖对象，更是立足未稳时期试图增强势力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直接的联姻关系，则想其他办法和大姓建立关系。

作者：121.234.212.*   回复：1   发表时间：2009-07-12 06:49:56

成富哥的大儿子凤起，在涝坡水泥厂干工，女的是涝坡的，姓徐，也在那里打工，两人自谈，凤起先把女的领家里来了。女的娘家不知道，后来知道了，男的托人说，叫我和（段）修胜去，一人给一盒烟。我听说那边怪赛，觉着没把握，烟就没拆开，找的涝坡的民兵连长张同营，成了。女的那边觉着段家四边邻居都是田姓，最后找恁家俺大哥（田家族长田厚庵）当媒人，女子是恁表姐的婆婆姑的闺女嘛，这样就确保嫁过来以后不受大姓讹。这个其实也是成富哥的考虑[⑨]。

有些姓氏因为没有和田姓有直接的联姻关系，心里始终不踏实。杨福运老人，有一天他来到田厚庵家里闲聊，说杨家是偎田姓来的，关系一直处的挺好，他老爷还是田厚庵叔叔的干爷，等等。田厚庵也主动谈到与杨家的亲戚关系，他的叔伯侄子田传法的妻子就是杨福运的媳妇的娘家本家侄女，叔伯侄子田传启的妻子也与杨福运的丈人那里有亲戚。这关系虽然拐弯抹角，但是在没有直接联姻关系的前提下，还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田厚庵的妻子李桂云也说，以前杨福运大哥作买卖，有一次借钱给她帮了她一个大忙。杨福运在呆了大半天，结果他很高兴地走了，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田厚庵家里聊天。不到半年，杨福运就去世了。他的丧事因为一个儿子不知为何从中作梗差点办不下去。最后还是杨福运的大儿子杨传友了解情况以后，迅速来到田厚庵家里磕头，让他出面打圆场才算顺利办完丧事。田姓人认为，以后假如与杨家有矛盾，总得想想杨福运和田姓族长的谈话，“千不讲，万不讲，要讲杨福运老人”，因为人有见面之情，都在一个村里住，低头不见抬头见，“不讲瞎子讲牌位”。

孙姓虽然在白庄算是大姓，但在红山峪是典型的“单门独户”。孙丙德知道自己的三个儿子都不争气，家庭关系处理不好，在村里也不能独当一面。他因为“吃亲家的气”得病而死，临死前田传璋看望他，他说“孙家是偎姓田的来的，我死了，孩子们不争气，替我多照顾，多教育，言差语错多担待”。其实孙丙德与田姓是前后邻居，平常关系就不错。田家也曾经表示过两家“就是多一个姓”，意思两家关系如果不是有姓氏隔着，就是亲兄弟。田姓也没把孙姓当外人，前年，孙丙德的三儿子孙学起与妻子打闹，他岳父家来了一帮人要打架。田家知道后立即集合了一伙人去打圆场，怕孙学起吃亏。孙丙德死后，习惯上由本家帮忙，但是孙家在红山峪没有多少人，那就可以让邻村白庄的孙姓来帮忙，然而大部分田姓人主动过来帮忙的。的确孙、田两家关系特别好，甚至孙丙德的大闺女出嫁，都是田厚庵的妻子李桂云送亲。实际上，请这位老太太送亲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结交手段。

来看看田姓之外的姓氏。

高姓：

据说高姓从徐庄镇磨泉村迁来，高家的家谱我没有见到，在红山峪村没有家谱，到迁出地徐庄磨泉村去找也没有找到[⑩]。与其他姓氏相比，高家人烟不旺，人口是红山峪十个姓氏中最少的，“代代发三支”，无论哪一代都只有排行老三的能够传下香火。前几年长子也有儿子了，在红山峪村这可以说是一个新闻，人们争相传播、庆贺。高姓在红山峪的坟头分布不在一处，八亩地（土地名）有4—5辈，团屿（土地名）有2辈，新坟有3辈，在世的有2辈。这样算起来，共有11到12辈。根据红山峪村过去的结婚年龄，大约每20年就有一代人，高家来到红山峪约220年到240年，推算起来大约在清朝乾隆年间来到红山峪。

周姓：

红山峪的“周”虽已成“一周”，但其实最初是不同的两支，一支从山亭镇岩底村开始经徐庄镇罗子湾村辗转来到红山峪村“混穷”。其中一个给田家放羊的小伙子相貌堂堂且安分守己。田家看中了他的品貌，把闺女嫁给他，并赔送20亩地，从此周姓就在此安家落户了。这一支目前已经繁衍7代了。另一支据说原姓欧或邹，从徐庄乡柳泉迁来此地，也是混穷。为了能够长期在此村立足，转而投靠周姓，改姓为周，现在有5代，也曾与田姓联姻。

王姓：

笔者先前曾说过，村里有“二王”。其中一支王姓家谱上写着“后石湾王”，从半湖乡焦山头村混穷来的时候，便投奔丈人家田姓而来，这一支共有6代。另一支也是“偎丈人家周家”来此地混穷，有两家人，共三代，第一代的老太太于2004年年初去世。

巩姓：

巩姓从东凫山乡马头村混穷而来，先投奔邻村大洼村巩姓，而后渐渐迁入到红山峪，至今有6代人。巩姓来到以后也是不断与外姓联姻，譬如田姓、段姓。

陈姓：

从东小观[⑪]混穷来到红山峪，后来又与高姓联姻，依靠丈人门站稳了脚跟，至今有6代人。陈姓为了壮大家族势力，想方设法与田姓联姻，陈学勤把他在东小观村的本家侄女介绍给了本村的田厚甜，陈继法则把妹妹嫁给红山峪在田庄村的本家男子。

孙姓：

孙姓迁到红山峪之前住在白庄村。白庄原来以白姓为主，但是白姓怕孙姓，一“孙”[⑫]就黑，孙姓人口逐渐繁衍迅速，土地资源出现短缺。当时尚有韩姓人家住在红山峪，孙姓与韩家有亲戚，于是一部分人借助这个关系迁到红山峪，种了韩姓15亩地。韩家没有传下香火，土地俱归孙姓所有。孙姓在红山峪至今已有5代，因此韩姓至少在100年前还存在。

杨姓：

杨姓在1993年修谱时就把女子也写入家谱，在村里算是比较开明，对家族的女儿的关心较其他姓氏为多。杨姓家谱上写着“庄坞杨”，庄坞在枣庄附近临邑境内。红山峪的这支杨姓搬迁路线是：庄坞、郭楼、苍山鲁城镇西石门村。在西石门村混穷的时候，兄弟两个发生了矛盾，其中一个决意出外谋生，迁到付庄乡崔庄村落户。后来此人病死在崔庄，遂葬在崔庄西岭。他的次子杨秀山投靠亲戚田姓迁到红山峪，同时杨秀山的丈人家与陈姓也有亲戚。从杨秀山算起，居住在红山峪的杨姓人家共有6代。村人传说杨姓与韩姓为邻，韩家生子曰韩郎，本意在吓唬杨姓（“杨”“羊”同音），但杨姓经高人指点，每逢年节就往天上轰炮吓“郎”（狼）。韩家不久人烟全无。

段姓：

段姓有两支，一支从徐庄乡段庄村因兄弟之间闹矛盾迁移到此地，新婚第二天被“长毛”（据说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土匪）“裹走”，18年后，妻子改嫁前夕还家。至今有6代，人们常常感慨地说“这一大家人家就是那个老太太传下来的”。另一支则依靠上面所述的同姓而来，已有5代。这两支段姓和周姓一样，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与王姓的情形大不相同。

宫姓：

宫姓从山亭镇岩底村迁往储屿，但家族始终没有兴旺的迹象，据说是因为储屿有郭姓，犯了忌讳（“供不上锅底” ）。宫姓在岩底村曾与周姓为邻，因此投奔到红山峪村的周姓人家这里，至今已有6代。



从村里姓氏的迁移史可以看出，人们进入一个村子的途径有多种。第一是如果村子里有本家和亲戚，可以“偎”本家或“偎”亲戚，先使用他们的土地，再随着实力的提高而购置土地。第二是依靠长时间的混穷，也有的靠讨饭，然后通过与村民联姻，继而获得土地，才逐渐得以安家落户的。总之，迁移到红山峪来的原因有混穷和兄弟矛盾以及资源紧张三个原因，而站稳脚跟的方式大多还是与本村大姓的联姻。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和禄村调查时就曾经注意过如何成为村子里的人这个问题，大体上说有几个条件：第一是要生根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第二是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8】（费孝通，2000，P72）。对一个外来人来说，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是站稳脚跟的一个主要方式，进入了村落里的亲属网络，才有了可以依赖的人际关系。此外，认干亲，拜仁兄弟，交朋友，春节拜年，经济上的互助拉拢，红白喜事请外姓帮忙，日常生活中的专程拜访，都是交接的机会。

村落的目前形态离不开这十个姓氏之间的互相联姻和依赖。当然其中绝对存在相互竞争的情形。不管是后来者居上引发的矛盾，还是为了争夺空间和资源引起的斗争，都曾经存在过。朗、杨二姓的传说隐喻地传达出在“老户人烟”和新迁入者之间的激烈斗争。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十个姓氏之间的关系很好，其中原因是大姓已经没有了绝对的优势，而小姓则在千方百计地通过联姻寻求广泛的合作和依赖的对象，结果使得村民的利益更趋于一致，矛盾也大为减少。在附近其他村落看来，“红山峪的人很平和，姓杂，都是亲戚，好办事”。姓氏之间彼此互有姻亲关系，在这个姻亲关系网中，异姓村民之间的互助不再纯粹是乡邻互助[⑬]的性质，联姻关系的介入使得这种互助更多地具有了亲戚情感的意味。

多姓聚居还造成了另外一种结果。单姓村的村落意识往往是和宗族意识重叠在一起的，而在一个多姓村内部，姓氏之间虽然有着明显的分界。但是血缘的聚合功能未必就能超越地缘的聚合功能。
2004年7月4日——8日，陈继荣丧礼调查[⑭]：

红山峪村陈姓家族人口较少，红事还好说，能够应付过来，但是白事就得从东小观村请本家来帮忙了。这回陈继荣的丧礼，孝子陈兴水就从东小观村陈姓请来了一些人帮忙，他们来的倒是很快，但是红山峪村外姓执事的嫌他们吸烟太多，过于浪费，说了两句，一下子东小观陈姓人全都生气走了。最后还是不管恳不恳的，全村人每家都出人来帮忙把丧事办了。

执事的虽然是个外姓，但他看到丧主的外村本家干活少吸烟多，并没有觉得这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事情，而是站在本村人的立场上制止了浪费现象。据说村里从未发生过本村人在丧事上帮忙却大吃大喝的事情。地缘关系有时候比血缘关系还要具有凝固力。同一宗族的人不住在一个村子里，宗族意识减弱，而不同宗族的人，住在一个村子了，反而更加维护同村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4）兰林友，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1期.P55－59。

（5）林耀华. 义序的宗族研究 [M].北京：三联书店,2000。

（6）Rubie S. Watson. Class Differences and Affinal Relations in South China[J]. Man, New Series,Vol.16,No.4(Dec.,1981),P593-615。

（7）Paul R. Katz.Commerce , Marriage, and Ritual: Elite Strategies in Tung-kang During t he Twentieth Century[A].庄英章、潘英海. 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C].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4，P27—166。

（8）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田传江.红山峪村民俗志[M].沈阳：辽宁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1999。



（本文原刊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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